新浪财经讯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做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指出，今天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20年停滞的硬着陆的那种情况。

　　中国新35年的新变化是什么？

　　新浪财经：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刚才听有专家说新常态不太理解，所有的专家谈到新常态都有问题，在您看来新常态的主要定位点在什么地方？

　　张燕生：首先，中国经济，也就是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看到1978—2013年改革开放35年，这35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的总量，还是贸易，还是外资，我们都是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改革开放这一页现在即将翻过去了。

　　这一页翻过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我叫2014—2049新35年，也就是说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讲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下过去35年这趟车，你愿不愿意上新35年这趟车。过去35年这个车可能对很多的企业家和个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但是过去的35年的数据也都是成为过去了，新35年的数据开始了。

　　去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趋势开始发生变化是2012年GDP破8，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我们的年均GDP是9.8%，2000年到2011年我们年均GDP是10.7，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到2013年我们GDP降到7.7，去年的GDP降到7.4。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东中西，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增长率，东部GDP的年均增长是7.6，中部地区是8.4，西部地区是10.2，区域的差距明显收敛。因此，我们看一看去年的数据，当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困难的这一年，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城乡的差距在缩小，区域的差距在缩小，老百姓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能看到产业结构中间也就是服务业增加值，就是微笑曲线明显的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服务业增加值跟GDP的比例明显上升，已经马上会突破50%了。我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占GDP的比例明显的上升，明显的可以看到现在的经济从消费的角度，明显的可以看到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从价格的敏感者转变到价值的追求者。

　　因此，我们会发现所谓新常态，所谓新35年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果讲过去的35年我们说得更多的还是我们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新35年呢？我们叫重大改革要与法有据，法治。我们过去35年讲开放的时候我们讲外向型经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先让少数人富起来。邓小平他是在1997年过世的，他没有活到现在，如果活到现在他会说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30年前讲开放的时候他讲的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但是当时我们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设备。因此，那时候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是我们的重点。新35年“一带一路”的重点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开放。

　　中国未来35年能做到什么？

　　新浪财经：我有一个疑问，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段的问题，过去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们可以归纳为过去改革开放一个阶段，未来为什么非得再用一个35年的时间段去概括呢？

　　张燕生：原因很简单，我们过去35年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了一个从计划到市场，对吗？从低端到中高端有收入，低收入到中高收入，我们解决了从封闭到开放，我们用了35年。我们总是希望人总是喜欢一张纸对折，当我看到这半边的时候我就想知道下半边未来的35年会怎么样呢？

　　当然未来35年有一个契合，2019年到2049年正好是新中国建立一百周年，我们就会想新中国建立一百周年它会怎么样呢？有一个数据就是1820年，按照OECD的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是多少呢？32.9。今天有哪一个国家它的GDP达到过32.9？没有。

　　中国历史上确实是非常辉煌的。它有了几千年的辉煌，但是从1820年到1952年新中国建立，按照麦迪森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是多少呢？是负的0.1。按照麦迪森的数据，也就是在1952年的时候，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的水平是停留在1890年，中国60年没有任何的进步，停滞在1890年。

　　在旧中国最辉煌的时候就是上世纪30年代，你看看中国30年代的数据你能看到什么呢？你的海关，你的金融，你的财政，你的重化，你的工业支柱，基本都是在外资的控制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到中国的时候总会讲这个国家是在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在这一轮的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几百年，从18世纪到现在中国确实落后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翻天覆地的变化是1949年以后发生的，按照麦迪森的数据，1949到1978改革开放前，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它的工业，它的人均都是它历史上1820年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但它的比重确确实实是持续下降的过程。

　　改革开放35年来，确确实实对中国产生了改变，我们刚才都谈到了，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未来的35年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可能就在想有没有可能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开放大国会发生在2050到2080年？有可能。

　　未来35年能不能建立法治？法治、公平、透明、规范、有序。这35年以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刚才我讲是不是能在世界上有责任的担当权，有规则的制定权，能够有价格的决定权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从现在来看就是未来的70年到80年以后中国能做到什么。

　　中国在还过去不作为的帐

　　新浪财经：您怎么看如果在未来三驾马车的平衡中我们是不是还要在消费上增加更多的比重呢？

　　张燕生：我觉得毅夫在经济学家中间，对经济的本质、经济的规律和发展的脉络的认识上是不错的，因此他讲的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8%我是支持的，而且我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毅夫讲的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也就是你能做到，如果没有做到那只能讲也就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因此，你没有做到。你有条件做到你没有做到。

　　那么我们自己不够努力是什么意思呢？毅夫就讲你要做到它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什么叫有效市场呢？就是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毅夫讲要有有为的政府。什么叫有为的政府呢？三中全会讲的是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什么叫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呢？也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经济我们叫市场失灵，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除了政府和市场以外，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除了政府和市场以外，实际上社会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也就是我们现在怎么看我们的GDP降到8以下，我自己的认为是我们在还账，还我们过去不作为的欠账。

　　我们讲2000年到2011年，我们的GDP是10.7，有些朋友讲可能还不只，我们不管只还是不只，我们就说10.7已经很快的速度了，这时候我们如果做一个假定，2000年到2011年，其实这个阶段对中国是特别重要的。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2000年中国的外汇短缺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商品短缺问题解决了，也就是中国的市场，这个商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它是到了一个应当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应当告一段落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实它当时急迫要推动的改革有三项，第一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商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到一定程度也就是怎么能推动土地的市场化改革，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市场化改革、资本市场的人力化改革，也包括我们的环境。

　　也就是说虽然环境我们叫外部性，市场机制不能解决，但实际上是环境问题已经在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要做这个我们讲第一项改革就应该推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第二项要推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第三项推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改革，也就是2000年中国到了这一步，不解决这三项基本的改革，中国的体制机制就很难往前再走一大步。

　　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推动这三项改革我们需要的代价是什么呢？有可能GDP要放慢一个百分点到两个百分点。如果放慢两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1年的GDP就可能不是10.7，而是8.7，如果放慢一个百分点，那么我们的GDP就可能是9.7，而不是10.7。

　　如果12年每年拿出两个点来进行重大改革的突破，体制的突破，结构的突破，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我们由10.7降到8.7，仍然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今天2012年以后的长期增长潜力8%，20年就不会发生问题。

　　中国经济不可能像日本一样20年停滞

　　新浪财经：在目前这个阶段，谈到增长潜力的问题，可能过去我们更多的是靠人口红利创造的经济，未来我们可能要靠制度红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回到其他学者，有人会认为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或者某一项其他重大的改革政策所带来的这种潜力的释放，您看来未来如果我们要保持一个高增速可能会在7以下，但是如果还是要保持高增速，哪些方面可以带来一些潜力？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张燕生：其实中国经济完全具备一个中高速度的增长。我们这么讲，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现在的中国经济有很重要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中国经济韧性大，什么叫韧性大呢？也就是你看2012年1月到今天24个月的中国经济的表现，在过去的24个月中国需要很大的调整，很大的改革，很大的转型这么一个状态下，仍然能够把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也就说明经济下行是经济内在有要调整的要求，经济需要调整，无论是要素的禀赋，要素的创造，还是要素的合作，还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有一个内在的调整的要求。因此，经济出现了一个下行的压力。

　　但是这个下行的压力也就是你的宏观政策也好，也就是你的反作用力的拖力你能拖住它，这代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代表中国经济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它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20年停滞的硬着陆的可能性。因此，从中央来讲，它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大。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容忽略。

　　它的第二个对中国当前经济的判断叫潜力足。我们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解决我们释放长期增长潜力的那些制度障碍、结构障碍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把这个潜力足的这个因素叫它充分的释放出来。

　　第三个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它叫回旋余地大。回旋余地大刚才我说到一组数据就是2014年GDP的增长你能看到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是7.6，但是你能看到中部地区是8.4，西部是10.2。也就是你看增长率你能看到什么呢？高增长降低到中高增长是东部地区发生这个东西。

　　中部地区的高增长还在进行时，有可能进行时只是走在半路中，最少还有一半的路程可以实现高增长，西部地区呢？西部地区的同志们就讲我们的高增长刚刚开始，也就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即使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我们看到它降到8以下的增速你也能看到同样的7%的增速，他们的克强指数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我们会发现它现在要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要从过去传统35年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转变是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估计最少我们需要五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转变。

　　现在不应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再放在东部

　　新浪财经：刚才您提到一系列东中西的差距在收小的问题，有可能有产业转移各种因素的推动。我们看到很多政策，比如滨海新区，自贸区，包括你刚才说的佛山或者深圳前海基地，还是集中在东部地区一些大的政策。

　　目前东中西的差距在收小，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政策还是对中西部支持的不够。回到前面的话题，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自贸区这个概念可能简政放权是一部分，这个情况下可不可以把自贸区复制到全国中西部地区或者做一个类似的概念出来？

　　张燕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区是上海。第二批自由贸易示范区是广东、福建、天津，第三批呢？我自己的期待就是第三批会不会是中部地区的武汉呢？会不会是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西安中间的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组合，会不会呢？我自己相信一定会。这是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现在期待中西部应该有自由贸易示范区。

　　第二个，能不能把中西部的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和东部地区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启动呢？为什么非要等到第三批呢？如果在第一批启动，宁夏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和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在区和区，在体制创新和先行先试，在可复制、可推广，营造一个改革高地方面能不能同步呢？像武汉这样的地方，改革开放初期可是仅次于上海的经济重镇。为什么把中部崛起仅仅看作是区域政策，而不看作是一个全局性的政策呢？

　　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扩大内需，以中国市场区作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动力，你的中国市场区的中心就是你的中部，它怎么是个区域政策呢？它明明是一个全局性的政策。你要从全局考虑你就可能把上海的试点和武汉的试点和重庆、成都、西安的试点同步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刚才问的问题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同意你的，

　　“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跟中国延边的地区绝大部分都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也就是说用你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走出去来与你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合作，这可不是强强联合。那你怎么才能做到强强联合呢？也就是你怎么能把你的长江经济带，把你的我们叫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你的下一步大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群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和中西部地区的崛起能够放在一起去呢？举全国之力。

　　因为我们知道前三十多年，邓小平讲的是两个大区，也就是全国人民率先要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但东部发展起来你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这两个大局，也就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到了邓小平讲的我们要统筹三个方面开放，要统筹两个大局，要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这三个统筹。

　　所以，我们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就看作是一个新35年我叫做高标准改革，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在开放和改革一个硬币的两面进行的试点，而不仅仅是开放，开放和改革是不可或缺的两面，在这个问题上上海和宁夏，和武汉和成都和重庆他们之间应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合作，就是实验区之间的先行先试，而不是说你试出一套东西我来复制推广。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还把重点放在东部，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应该东中西协调发展，而且减少差距更重要。

　　新浪财经：最后两个小要求。第一个是必答题。三句话回答这个问题。一年内或者说短期，最好是一年内，您最期待政府出台某项政策或者在某个领域的改革动刀？

　　张燕生：2015年我认为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这三项改革我认为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