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苍报道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到今天，已经接近了尾声。作为本次会议的一大重点，3月15日上午，代表们将会在人民大会堂表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草案。法案能否通过成为焦点。

　　契合依法治国目标

　　对于立法法修正案是否能够通过，此前《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代表，要么是谨慎地表示“基本没有问题”，要么干脆肯定地说“一定能够通过”。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是这样解释的：“从我们看到的稿子来看，我个人认为是相对成熟的。现在做出来的调整，已经针对了实践中的很多问题，最核心的就是避免了部门任意操作。上次讨论时，大家都认为比过去的修改有了很大的提高。”

　　事实上，立法法的修改，从来都不是立法权的重新分配，而是立法程序的进一步优化。龚克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逐渐把程序规范化，减少任意性，这才是立法法修改要解决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人民法院闹店法庭庭长朱正栩对此同样表示很有信心。她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立法法的修改是众望所归，其修改的目的和问题都集中在原来大家公认的一些体制问题上，包括过去的运作不太符合依法治国的原则的东西。

　　“也就是说，其修改是对应了依法治国目标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中提出的很多东西和立法法修改的方向明显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通过没有问题。”朱正栩说。

　　正式表决之前，在3月8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们齐聚大会堂，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3月10日，各代表团分别召开全团会议和小组会议，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并各抒己见。

　　法治应成为全社会的习惯

　　在审议过程当中，代表们普遍比较关心的，并不是立法法本身的修改，而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当中，如何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的风气、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建设法治文化。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大石桥市青花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守彬在分组会上谈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得是坏人怕好人。遇到好人，要比他好。遇到坏人，要比他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怎么弄？”

　　他举例说，在美国，警察叫你把手放在脑袋后面，你如果敢掏口袋，警察可以打死你。“可是咱们呢？上次村里抓一个小偷，村民抓到了还能揍他两下，转给警察之后，动也不能动，碰也不能碰，他能不成惯犯吗？警察的权威，该有还是要有。”

　　他一说完，坐在他身旁的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嘉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寿宽也忍不住发言了，对这个话题，他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

　　“必须要提高全民守法意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不管是偷的摸的抢的，完了之后你都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在街上，偷的太多了，没人管。抢的也太多了，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30年前谁要是被人抢了，那还了得。现在谁要是听人被抢了，就会说，你也被人抢了啊，我前两天还被人抢了呢。”他惟妙惟肖的讲述引起了会场里一阵笑声，也引发了更为热烈的、关于必须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意识的讨论。坐在他对面的一位代表说：“要让守法成为饭前洗手一样的习惯性动作。”

　　至于为什么那些违法的事情没人管，孙寿宽也有自己的见解。

　　“现在是信息时代，得罪了小人，马上就会（被）整一身埋汰。所以现在谁也不敢负责，遇事绕道走，要不然给你整得网上全是（流言），什么难听说什么，什么吸引人说什么。我不得罪人了。”孙寿宽对于这种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强调，真正敢负责的人，不能受到伤害，要从根本上整一些有用的事，让坏人怕好人。

　　那么，如何在全社会形成守法意识呢？在朱正栩看来，这是一个方方面面共同综合的过程，特别是普法宣传方面。

　　“我是做司法专业工作的，实际上，现在的司法工作，大的框架还是很好的，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社会上，特别是基层的一些群众，可能不了解我们的一些状况，包括民众对政府和司法行为质疑的声音，也未必都质疑得对，但这种现象是好事。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质疑上，我们要去关注、了解，真正去懂法，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政府做出某种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围观，要能够做出合适的法律评价，政府如果真的有什么不符合法律的行为，我们当然都可以去监督。”朱正栩对记者说。

　　最好的样本

　　不过，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看来，推动法治文化的建设，重点是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尤其是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他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法治文化最终是要在全社会都形成习惯，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执法部门率先以身作则，对社会形成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

　　韩德云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老人摔倒，路人扶他，警察就说路人撞了他。于是，乐于助人的人还要赔偿。

　　“这会起到什么效应？这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难道我们要用道德来救社会吗？”韩德云反问过后，自己坚决地回答：“法律才是守住社会秩序的底线，而道德是高尚的追求。如果法律都没有守到，人们又怎么会崇尚道德。”

　　那么，如何守住法律底线？韩德云认为，关键在于拥有行政执法权的人。“法治文化，在理论上有很多说法，简单地说，它就是一种社会习惯，一种尊重法律、相信法律的习惯。那么这习惯怎么来？传统的普法教育是教老百姓守法，但我觉得，要教他们守法，最好的样本，不是去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立法、守法、执法、司法这4个方面来看，执法是和社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执法的水准对于培育人们的守法习惯非常重要。

　　韩德云建议，要在普法教育当中，把执法者作为首要的普法对象。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加大改善综合执法力度，避免利益化，减少行政执法部门的不规范现象，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普法教材与最佳案例。

　　他的想法与辽宁锦州市委书记王明玉不谋而合。王明玉在小组审议时说：“普法，还是要领导带头。”

　　“当然，可能会有人说，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但毕竟，很多案件要走到司法这个环节了的话，应该比较晚了。大量在身边的、你接触的行政执法和案例和事例，对你是否会崇尚法律、遵守法律，是一个最好的教材。”韩德云对记者说，现在，守法往往会付出代价，违法却不被认为不道德。如果执法者们能在法与情之间、在公正执法与文明执法之间有合理的判断，就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人们尊敬法律，把守法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把违法当作最不道德的行为，法治文化就有了根基。

　　对此，朱正栩亦表示：“政府肯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强的导向作用。政府作为行政和司法机关，示范引领作用要发挥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