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此后，李克强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各种场合多次阐释这一概念，直至其进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虽然创富故事早就广受追逐，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官方倡导概念的提出，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已经有官方评论文章设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否与当年联产承包制的重大效应相媲美？能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并由此推动形成百舸争流、奋发有为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和经济社会新气象？”

　　在北京中关村，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创业者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创业故事。

　　一场有预谋的开始

　　时代周报：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创业的内容，以及进展。

　　李华光（1968年出生，北京律和同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是一家提供互联网在线法律服务的科技公司，正在打造一个垂直的综合法律服务资源整合平台。通过互联网，我们尝试将人们潜在法律需求挖掘出来，培养人们使用法律服务的习惯，引导公众用法治思维理智处理问题；这个平台同时也为律师打造一个新的交流和展业方式，用大数据思维帮助法律人。

　　具体地说，比如我们通过“口袋军师”APP，汇集大众的法律需求，对这些需求进行数据化的分析，研发普适的法律产品。我们也在尝试跟不同行业结合，定制相应的服务产品。我们把“律生活”网定位为我们法律服务产品的电商平台，这些将和我们正在开发的其他产品连接，形成一个法律服务相关的生态圈。

　　王欢（“85后”，北京融心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于2014年6月28日正式注册了一个叫做“我的小孩”的APP，现在有大概5000个用户。今年2月份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这个APP可以帮助家长和老师更便捷地沟通、帮助学校更高效地管理。比如家长能够通过教师发送的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随时了解宝宝在园表现，也为幼儿园的早点检管理、信息发布、亲子活动布置等提供了新渠道。

　　苏元（1987年出生，北京铀尼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做的是一款基于云端的数据管理平台。以表格形式进行云端的数据管理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在国内尚属首创，但我们相信中国人也可以在云数据这一块做到世界领先。现在我们已经在进行pre-A的融资，产品上线一年左右，各方面稳定，且受到广泛好评。

　　时代周报：你创业前在做什么，为什么想到要创业？

　　李华光：我曾经在检察院工作，2005年辞职做律师，还跟人创建了律师事务所，2009年成立了现在的公司。

　　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在中国推广“私人律师”的想法。人们往往官司缠身才想到找律师，事实上，培养人们的消费法律意识和习惯是个艰难的过程，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了解并相信：法律不是为了惩戒，不是为了诉讼，它的价值在于为人们创造更加快乐安康的生活。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特别是2010年之后互联网和电商的迅速发展，我们意识到，互联网和法律结合将会引发法律服务的创新，而我们一直探索的针对公众的法律服务模式也日渐清晰，又时逢依法治国方略确立，这种情形让我们兴奋不已。事实上去年我已经没有再从事律师工作，做了一个减法，全心放在公司上。

　　王欢：2009年本科毕业后，我就进入普华永道做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类咨询工作，2011年6月到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从事投后管理类工作，两份工作让我积累了多方面经验。受父母的影响，创业的血液应该是流淌在我的身体里的，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成熟。可以说，我的创业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开始。

　　苏元：创业前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之前供职于国家电网[微博]和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酒会上，我结识了我的合伙人，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和我一起创业，你的成长是你在大公司成长速度的三倍。这句话，加上我自己的性格、追求的生活，让我在进入大公司还是自己去“开疆拓土”中选择了后者。

　　做一个连续创业者

　　时代周报：你是，或者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吗？为什么？创业改变了你什么？

　　李华光：应该可以这么说。从检察院到律所再到现在的公司，我没有离开法律这条主线。刚从体制内出来的时候，对商业还浑然不知，通过开办律所获得了各方面的管理能力，现在的工作面临更大挑战，有太多需要学习。我认为持续创业对心态和性格是一种磨练，我喜欢这种状态。

　　王欢：现在（在做的）是第一个项目，所以还不是（连续创业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连续成功创业者，但“连续”、“成功”都很难界定。如果从产品层面上来讲，我们一定是在连续创业的，必须不停地去更新产品以满足市场、用户需求；从公司层面来讲，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创业让我从一个“养媳妇的人”转换成了“被媳妇养的人”。但从精神层面来讲收获多。不停接触各种人，听他们去说自己心中的梦想与未来，也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强烈差异、摩擦、碰撞甚至是冲突，也更加坚定了通过自己在技术上或设计上的那一点小创新，去影响一些人的生活的愿望。

　　苏元：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因为我有成功的欲望。创业让我更自信了，不再像以前在大公司里一样会刻意压抑自己，让我感觉到自由和轻松。同时我的朋友有时候也说我变得更犀利了，也许是在有些时候变得更直接而不迂回了。物质上没有大的改变，还很匮乏，我们还在起步阶段，路漫漫其修远兮。

　　时代周报：你认为是什么使创业在中国成为了潮流？

　　李华光：创业是否成为潮流不好说。改革开放以来创业始终存在，当然这两年互联网的发展为各个人群各个业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想这是人们感觉到创业成为潮流的重要原因吧。

　　王欢：其实我并不认为创业成为了一种潮流。我能说因为中国人喜欢赶时髦和赶潮流么？软银赛富阎焱[微博]曾经说很多90后创业者赔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很难听，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从爷爷奶奶那辈人只能种地，到爸妈那辈人只能进国企，到我们这辈人能创业，这说明社会进步和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资本层面上，那些“创一代”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和早期投资基金出现，有钱就要花出去，而三分钟拿钱和大把花钱的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也让媒体趋之若鹜。

　　要鼓励，更要支持和保护

　　时代周报：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概念，你有什么想法？

　　李华光：我想这首先代表政策层面的包容和开放，也蕴意着由此而带动的其他变革。其实我们早年一直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用素质教育，而反对应试教育。但是我想那只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铺垫，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创新土壤，没有创新环境，没有各种可能性的释放，教育的创新也只停留在理念上。

　　王欢：创业和创新不是一个概念，政府的提法是好的，政府想要解决就业问题。但同时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也要进步。

　　时代周报：你觉得“创业”是个什么样的词，正面，中性，或负面？为什么？

　　李华光：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褒义词，一个向上的词。但不是说创业适合所有人。创业被更多人接受，代表了社会多元化发展和价值观的改变。

　　王欢：我觉得是中性。

　　苏元：创业于我而言是正面的，而于我父母亲友而言可能是中性甚至是负面的。道理不言而喻，因为父母和亲友们认为创业就意味着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公积金、没有户口，空有理想。

　　时代周报：你对创业环境有什么期望或评价？

　　李华光：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特别好的信号。我希望不仅仅要鼓励，还要支持和保护创业，比如在知识产权和税务政策上的支持和保护，针对不同的行业还需要制定更具体的实施细则。如果法律环境没有跟上，创业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可能会毁掉创业者，引发对创业模式的质疑，最终会抹杀社会创新。比如我们看到一些电商网站假货泛滥，以及其他创新活跃的领域的纷乱现象。法律总有滞后性，立法者应具备超前意识，为未来可预期的法律问题确定基本原则，保护创新发展。

　　王欢：政府要尽量能够公开公平，比如开门营业，租了办公室，消防手续变更要3个月，从装修结束之后，才能入驻。这个时间太长了，搬进去的话会直接贴条罚款，那3个月的房租谁出？

　　苏元：评价谈不上。我觉得创业环境确实越来越好，政策、配套环境、资本市场等方面均是，但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创业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希望能做得更好；另外希望能将社会资源统筹规划起来，有效地服务于整个创业人群。

　　中关村的创业生态群

　　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一条长不过220米的街道，正要成为北京中关村的新地标：几米高的“innoway”的英文标识立于街口草坪，相对很不显眼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七个字刻在一座典型当下中国风的仿古牌坊上，旁边比牌坊更高的超大LED显示屏打出“Hello，universe（你好，全宇宙）”字样。

　　在政府“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的号召下，北京中关村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生机。

　　创业大街的创业生态群

　　2014年7月，苏元带着“超级表格”创业项目，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因为最有创业氛围的两个城市，“一是北京，二是深圳”。

　　苏元及其团队的办公场所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Binggo咖啡。运行还不到一年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早已被各大媒体轮番报道，甚至被誉为“全国创业者的精神圣地”。

　　这里原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最早的孵化器“车库咖啡”便在此开业。后者建于2011年，其创始人成功地抓住了创业者对低成本、开放式办公空间和交流平台的需求，将源于硅谷的“咖啡馆创业”模式引入北京，一两年间，便迅速发展成为创业服务品牌。“车库咖啡”之后，这里又很快出现了由徐小平、沈南鹏[微博]和孙陶然等资本大佬投资的3W咖啡。

　　在电商崛起等因素的影响下，图书城步行街恰逢转型需要。2013年，在国内拥有十多个科技园区、并在硅谷建立了国际孵化器的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清控科创”），向海淀区提出了“创业大街”设计方案。

　　2014年6月，改造完成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开街，海淀区国资委[微博]的一级监管企业海淀置业与清控科创合资成立了北京海置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运营管理。

　　根据运营方官网介绍，街区“致力于构建服务功能完善的创业生态。以创业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全球范围内的服务资源的整合为基础，积极引进各类创业服务机构，重点打造‘创业投融资+创业展示’两大核心功能，以及‘创业交流+创业会客厅+创业媒体+专业孵化+创业培训’五大重点功能”。也就是说，街区为创业服务机构即习惯所称的“孵化器”搭台，孵化器再为创业者搭台。

　　据了解，目前已有15家创业服务机构入驻街区。

　　各个孵化器的服务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有主要提供交流和办公空间的咖啡馆；有媒体起家、拥有成功企业家资源的机构，如36氪、飞马旅、创业家；有以培训为主，经营“圈子”的，如亚杰汇、联想之星、北大[微博]校友会创业训练营；也有侧重融资对接的，如天使汇。

　　“这里有创业者特别是初创团队需要的氛围、政策和人才。”苏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和自己的团队在Binggo咖啡二层租了4个台位，“在这里可以申请海淀区的一些扶持项目，参加市委团委组织的创业大赛，得到培训、法务、财务方面的帮助，大街运营方也会联系媒体提供曝光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隐性的资源’。”

　　隐性的资源包括，见到投资大佬甚至政府高级官员的机会—在这里，一个不起眼的草根创业者偶遇投资大佬，一个创业想法得到低调来访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赞赏，类似的故事已经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正如早前人们喜欢拿中关村和硅谷做对比，如今人们也会拿中关村创业大街和硅谷沙丘路对比。尽管一个是自发形成，一个是政府推动。

　　电子卖场转型“众创空间”

　　不论如何，物理空间上的聚集带来资源的聚合，是政府推动创业街区建设的合理逻辑。而附近的名校和科研机构资源，也让中关村近水楼台先得月。

　　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

　　曾经热闹非凡、拥挤不堪的中关村电子卖场，随着电商的发展而逐步冷却。最早在2011年关门的是太平洋卖场，中关村e世界在今年春节假期宣布休市后至今仍未恢复营业，未来具体用途尚不明确，关闭卖场转作办公楼的传言日盛，目前剩下的只有鼎好电子商城与海龙大厦。

　　而据公开报道，海淀区区长孙文锴此前对媒体表示，鼎好、海龙等中关村电子卖场将整体转向以企业孵化器为代表的写字楼，即便保留一些商业，也是一些规范的品牌体验店。

　　也就是说，中关村电子卖场会效仿中关村创业大街。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也曾对外表示，未来海淀区可复制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模式，通过业态调整，带动区域和整个海淀创业文化主导地位的提升。

　　根据一个月前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创业中国”中关村引领工程》，“到2020年，中关村形成创业要素集聚化、孵化主体多元化、创业服务专业化、创业活动持续化、运营模式市场化、创业资源开放化的发展格局，持续产生具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和拥有‘颠覆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成为全球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