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3次启动，搁浅11年，本次启动遵循企业不同操作细则不同原则，下一步动作与安排尚难确定

　　本报记者 赵玲玲 时隔11年，员工持股再度被推出。国资委[微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日前召开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再次启动了阔别已久的员工持股试点制度。

　　 对于供职于某央企的王经理来说，“员工持股”存在于其多年前的回忆里。“大约2005年，借着国家要求进一步优化员工持股制度的东风，我们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试点了员工持股。后来，大的环境政策对员工有不同的看法，就戛然而止了。”王经理在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这些“陈年旧事”时，一度唏嘘不已。

　　 多个上市公司

　　 启动员工持股

　　 2月2日，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股票将于3日起停牌。

　　 时隔两天，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随之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1.3亿元，涉及股票数量约630万股，约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1.87%，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参加该计划的员工总人数不超过86人，其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人，其他人员不超过80人。

　　 “武汉凡谷和久立特材两家企业相继推出员工持股计划，除了是要更好地激励员工外，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政策的推动。”一位券商分析师对记者称，“对企业而言，此次员工持股改革可以说是顺势而为。根据久立特材发布的资料来看，此次参股的职工范围并不算大，除了稳妥考虑外，或许也是政策使然。”

　　 根据《意见》，实现员工持股的试点企业将仅限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且集团层面和央企重要的子企业不推行。另外，员工持股的总比例不能超过25%、个人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

　　 业内人士认为，按此标准，目前试点企业可能落在已经推行混合所有制的央企身上，中国建材是其中之一。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未来要在生产经营层面的企业当中，形成3家到5家的员工持股企业。

　　 在宋志平看来，国有企业是逐层级授权管理的，这就导致管理者本身并不是所有者，而是国家授权的代表。而一个民营企业的管理者资产都是自己的，拿走他一个烧火棍都会跟你急。在国企，所有者机制发挥得不及民营企业好。

　　 因此，宋志平强调，应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入管理层中长期激励和员工持股机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左右摇摆后的新选择

　　 “过去，我们多次不同程度地搞过员工持股试点，经历过大力推广，也被数度叫停，但是主要是作为教训的形象出现的。在试点过程中，很多国企员工以及负责人都在持股之后又退出了，停摆以后对企业、对员工都造成不少损失。导致大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知道是个好东西，却谁都不敢动。”在与《中国企业报》记者谈及“一波三折”的“员工持股史”时，北京现代产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彭剑彪认为，“我们的代价付出得未免过于惨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搞活企业，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内部试点员工股份制。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首次设立了个人股，开启了中国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在其带动以及制度的推动下，一批由国营企业改制的股份制企业相继出现，职工持股制度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

　　 但是，随着股份制试点的逐步深入，内部职工持股开始出现超比例、超范围，甚至出现一部分关系股和权力股等。1993年4月，国务院发文制止了发行内部职工股中的不规范做法，职工持股制度首度停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法》实施，使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有了新的法律依据。在此背景下，我国再次启动对公司员工，尤其是管理层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允许公司的核心管理层融资购股，分享产权收益。其本意是要惠及一般员工（包括管理层），却逐步偏向了被管理层操控。面对各种压力，2003年3月，财政部再度紧急叫停了员工持股制度。

　　 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微博]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炮筒”对准了格林格尔集团的创办人顾雏军，揭露其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由此引爆了意义深远的“郎顾之争”，一时间，舆论哗然。一桩郎顾公案引发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论战，让高层的“神经”紧绷，于是大面积叫停管理层收购（MBO）。这场本意是规范企业管理层的员工持股制度由此告一段落。2008年国资委[微博]下发的139号文，对员工持股的诸多行为再次进行规范。这次，是员工持股制度被叫停的“第三次”。

　　 员工持股还需制度配套

　　 历经30多年，员工持股第四次被推出，如何推行着实令人期待。

　　 “员工持股，可能会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大亮点，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员工身份到股东身份的转变，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防止内部人短期行为，更好地让员工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工作起来也更有动力。”某能源类央企内部员工徐进对记者如是表示。

　　 在徐进看来，能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关键在于是否能设计好一套合适的实施方案和操作细则，切实打破“大锅饭”和“人人有份”的操作方式，让持股与员工的真正价值有机挂钩。还有谁持股、持股比例、股权来源、退出机制、约束机制等问题也需要从制度上解决。

　　 “谁来持股，需要先界定领域，从而不同的资金形式不同对待。如果是职工持股，那么法人治理结构如何进入，如何参与决策，都持股都不参与。”一位央企高管也对记者道出了这样的担心。

　　 国资委内部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道，“由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操作细则也会有所差异。至于下一步的动作与安排，试点是否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目前还有争议，尚在观望之中。”

　　 “员工持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执行起来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问题。历史的经验是惨痛的，但是不能因此讳疾忌医。”上述国资委内部人士表示，“鉴于11年来员工持股改革的经验教训，对此次员工持股制度的比例、范围、标准分别做出相应调整。根据试点，成熟一批推进一批，避免重蹈覆辙。”

　　 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看来，《意见》能审议通过，最终公开就已经是一个进步，应“先认可，再改进”。何况，此前的员工持股仅限于中小国企的改革，此次《意见》则是针对所有国企，包括各大型央企。改革所涉及的资产变迁，何止千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