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评】财政收、支需共同适应“新常态”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近日有媒体报道，2014年我国财政收入预计同比增长约8.6%，这意味着自1991年以来，全国财收增速时隔23年重回个位数时代。

　　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不过现在来看，这种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引致的中长期现象，很可能已经转入到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轨道中难以逆转。原因除了浮在水面上的整体经济增速下行，另有一重相对隐形的抑制因素是中国的税制设计存在显著放大效应，而这种放大效应放诸宏观经济景气时段固然有助于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但是一旦经济增速出现回落，或者重复征税尤为严重的特定行业出现衰退（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房地产行业），又很容易导致财收增速加速下行。

　　秉持客观、辩证眼光，财政收入的个位数增长不仅难以避免，且未必是什么坏事。因为此前年份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固然总体利大于弊，但其弊端毕竟也在不断积累与暴露，譬如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自1995年起显著恶化，并于1997年起稳定在负增长区间。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始自前一年（1994年）施行的分税制改革，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骤然提速，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倾向于政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藏富于民”以及市场自发机制的扩展。

　　当然，财政收入的“新常态”必然会引出财政支出的“新常态”。事实上，相比于客观规律使然的前者，更多人为构建的财政支出更需要及时认识继而适应、引领“新常态”，而这，显然不是一项轻易就能完成的转变，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而言。要知道，即使是在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的过往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也要远大于财政收入能力，两者之间的比例长期倒挂并一路维持在160%以上。

　　在财力本就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至少有四项颇具吸引力的应激方案，其中包括：其一，挤占公共服务支出及人力资本投资；其二，加大生产性投资以产生更多税源；其三，利用模糊产权增加非税收入；其四，争取更多转移支付，或者进一步扩大负债规模。

　　上述方案刻舟求剑，无一不是“新常态”下深化改革矛头所向。因此当下真正的出路， 除了在“收”的方面要更多求诸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在“支”的方面，作为公共财政受托人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应该清醒认识到，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企业/个人希望增加公共投资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解决之道无非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如此，才能在“新常态”下以尽可能少的行政支出，以及尽可能高的行政效率，专注于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