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楠报道

　　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微博]城市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完成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4》公布，报告中具体研究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六个城市经济群，然而这其中并没有东北地区城市的影子，这也真实地反映出了东北地区在全国经济地理中的弱势。

　　有官方数据显示，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2014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速在中国31省市中位居最后5位，而且10月份东三省工业产出同比仅增长0.5%，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

　　从2003年到2012年，东北地区实施了东北振兴战略，迎来了快速发展的10年。2003年到2012年，东北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年均增速也要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增速。然而，如今昔日辉煌不在，从2013年开始，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开始难以为继，东北三省经济告急。

　　失落的“共和国长子”

　　黑龙江、吉林、辽宁被合称为“东三省”，这块占据中国疆土版图“鸡头”位置的广袤土地，以肥沃的黑土地，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无限光荣、不可磨灭的一笔，在共和国的成长过程中，东北地区曾经承载了太多的荣誉与梦想，并且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共和国长子”。

　　然而这份兴旺并没有持续，“共和国长子”的荣耀似乎已成过去，化为文字被写入历史，偶尔被拿出来怀念诉说。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首先在南海画了一个“圈”，开发开放的前沿被放到了深圳、珠海这样的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被放在了国家新的发展战略之外，渐渐的发展优势缩小，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对外开发程度低这样的问题开始显现。

　　东北经济曾经的辉煌可以说大部分得益于重工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偏重的产业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有数据为证，从2014年来看，一季度黑龙江GDP是4.1%，增速在全国排倒数第一，辽宁是7.4%，吉林是7%，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倒数第五和第十二。

　　对于东三省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黎友焕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工业占比过高，结构仍待优化。从近年东三省GDP数据看，第二产业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总的来说，东三省的产业结构不甚合理。最重要的是东三省当前工业经济很大程度上都是产能过剩、污染严重、层级较低的工业，在当前经济转型和去产能化以及环保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东三省经济结构已经积重难返，举步维艰。工业发展缺乏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地区曾经是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受前苏联计划体制的影响比较深，工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发展相对落后。

　　二是对外开放程度极低，无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优势资源。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东三省受到经济危机冲击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归功于外向型经济比重低，但事实上也说明东三省的经济层次较低，属于欠发展的内向型经济。

　　三是市场化意识薄弱、计划经济意识强烈，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清，政府插手具体经济事务过多，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民营经济不发达。

　　四是东北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地理位置，东北地理位置相对比较独立，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甚至环渤海地区的交通并不方便。不像华东华南占据主要国际贸易航道，东北毗邻的蒙古和俄罗斯人口稀疏的地区，发展经济相对困难，最重要的经贸国是日本，但中日关系不稳定因素增多，另外朝鲜半岛至今局势不稳定，也影响了东三省的对外发展。

　　五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流失。数据显示，整个东北地区多年来总体上处于持续的人口净流出状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另一个隐忧是人力资本的流失。受教育程度较高、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将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隐患，人力资本的流失将不仅会直接削弱劳动力投入能力的持续性，而且还会影响到依托于人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性。私营经济也不发达，国企的管理相对僵化，缺乏创新动力，这种状况也造成了东北人才流失比较严重，由于缺乏人才，反过来又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连番“注血”但仍存阻力

　　为了振兴东北，国务院多次出手，从2003年以来多次出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案，始终贯穿着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出台了《关于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系列方案，全面推动东三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振兴；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东北振兴要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这样的努力是有结果的，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上述政策的落实为东北发展注入了活力。据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统计，10年间(2003~201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年均增速分别为12.8%、13.8%和11.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然而，对比2014年上半年东三省全国排名倒数的经济数据，这十年的“好光景”自然又成为了“曾经的辉煌”。

　　中国目前正处于“三期叠加”状态，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最有生命活力的选项，为此国家积极推进。目前在中国内地已经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区域经济顶层设计，多个区域经济带纷纷进入实操阶段，更有“一带一路”政策将区域经济政策的福利不同程度地输送到各个不同的省份。虽然顶层区域经济政策设计已经完成，并且也开始进入了实操阶段，但是还是不得不为个别省份担心，因为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这场改革中，到底能得到多大的国家战略蛋糕，考验着每个省份的自身“身体素质”，即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程度。

　　东北地区的弱势在这场考验中被显现：区位条件差，经济结构落后，转型升级成效慢，这些问题决定了东三省很难顺利地分享到美味的战略蛋糕，不得不暂时居于后者，成为“区域性坍塌”的主角之一。然而东北也正寻求从依赖重工业向当代制造业中心和东北亚贸易中心发展，但这个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阻力。对此，黎友焕指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市场化不足，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清，政府插手具体经济事务过多是主要阻力。

　　有专家亦指出，东北三省计划经济比重大，计划经济又比较系统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比起沿海地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对艰难，并且落在后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形成独特的东北经济现象，以黑龙江省最为典型。政府管得多、管得严，经济发展环境不宽松，政府职能错位、越位，政府之手成为闲不住的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无用的手，一些政府部门束缚企业的条条框框极其繁琐。

　　同时发现，尽管中国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均衡，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制造业，但东北却向反方向发展。制造业占比由2010年代初的47%升至2013年的50%，而服务业的贡献下降了。黎友焕指出，在东北，老式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在1990年代末大规模破产发生后，很多城市官员认为需要中央资金发展更多国有企业，很多人仍不理解或不相信市场的作用。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位居全国前列，而国有经济大多集中在军工、电力、能源行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从而造成服务业的贡献下降。

　　虽然东北积弊较多，但是国家仍时刻心系东北的发展难题，2014年7月，国务院时隔5年再次出手，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为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指明了“振兴东北要依靠国家支持，但最终还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这样的发展方向。通过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通过央企、国企改革消解国有经济弊病，通过加强对外开放增强自主创新驱动力。

　　出路在何方？

　　随着我国一系列重大战略的部署，从中长期来看，东北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机遇，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机遇，一定会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

　　黎友焕认为，未来东北经济发展若想有所突破，应该从经济发展的共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以及机制等方面入手，大力推动改革创新，向改革要生产力，向创新要竞争力。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加强民生保障，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紧扣转方式、调结构，做强实体经济等侧重培育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条件的举措。同时要大力引进开放性国际人才，推动人才的大幅度流动，让智力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不换脑袋就换屁股”。另外要大力推动“东北装备”走向世界，面向东北亚加强开放平台建设，着重打造更加开放、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的地理中枢，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提速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大机遇，2014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时，承诺帮助蒙古解决过境运输问题。更早的5月，中俄签订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以及供气购销合同，合同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同时，俄罗斯也加紧推出远东地区的建设规划，加速实施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的政策。APEC会议期间，中韩宣布结束自贸区实质性谈判，预计今年上半年将正式签署自贸区协议。

　　东北三省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中国目前在大力推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要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作用，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上马和实施，激活东北地区独特的产业发展动力，带动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打造属于自己的区位优势。

　　一位研究区域经济的人士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到，东北三省是我国最重要的粮仓，可以说农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国家应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强调粮食自主的重要性。加大农业的资金投入，提高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让东北三省牢牢把握住粮食这一重要的发展优势。

　　同时，他也提出了加快国企改革的问题，东北三省国企占比高，国企改革存在巨大的空间。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在加快，东北三省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国企的改革力度，实现企业的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