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新时代”

　　普京“新时代”

　　方亮

　　12月3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真主决定通过剥夺智能和理性来惩罚土耳其的统治集团。”俄社交媒体认为，这话也可以用在俄罗斯身上。

　　10日，布伦特原油跌破每桶40美元，美元兑卢布也接近70。GDP、政府储备、居民收入都在负增长，如此困窘局面下，俄却涉入了两场地区冲突，怎一个“任性”了得！

　　2011年，普京决定重回总统宝座。自那之后，任谁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俄罗斯政治转入了另一个轨道。大示威、经济滑坡、内部整肃、同时涉入两场地区冲突。这是俄罗斯联邦自1993年“炮打白宫”、普京2000年上台逐渐实施“天鹅绒革命”之后又一次历史转折。

　　“新”权威

　　这是全新的“普京时代”，其“新”体现在内政外交多个层面。

　　在权力体系内部，普京推动以财产公示为主要内容的反腐措施，由此也导致谢钦、亚库宁等不愿公示财产的“老近卫军”与其渐行渐远，亚库宁甚至已遭解职。同时官员也被禁止在海外拥有不动产和账户。这些反腐举措既导致普京个人权威的加强，也导致官员离心倾向的加强。

　　乌克兰危机和出兵叙利亚已经让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堕入冰点。虽有共同的反恐利益，但俄土战机危机还是说明该关系已实质性恶化。从“五日战争”到乌克兰危机，再到出兵叙利亚，涉及范围从高加索、欧洲扩大至国际格局，普京的地缘伸张十分激进，称其发动了一场“小冷战”也并不为过。

　　这场“小冷战”并不局限于地缘层面。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作出的俄向“尤科斯”集团原股东赔付500亿美元的判决遭到俄抵制，俄甚至针锋相对地在国内祭出相应的没收外国资产的法案，以对抗外国政府对俄资本可能的没收。而对西方食品施以进口禁令，导致公开销毁优质食品的事情也凸显了与西方的对抗达到了相当全面的程度。

　　经济层面则与上述所有层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10月，俄经济发展部部长乌柳卡耶夫给出数字，今年1~8月俄GDP负增长3.9％。俄央行估计，今年全年负增长将达到3.9％~4.4％。由于内需不振、出口萎缩，俄工业生产今年可能下降2.5％~3％。而居民收入将下降4％~5％。今年前7个月通胀达到9.4％，去年同期仅为5.3％。乌柳卡耶夫估计，今年通胀率很可能达到12.7％~12.8％。

　　如此惨淡的经济形势，确如普京辩解的那样，并非完全拜西方的经济制裁所赐，而是因卢布价格严重下泄而起。去年11月，1美元还只能兑换45卢布，到今年11月已经升至65卢布，12月已接近70卢布。为了拯救卢布汇率，俄政府从联邦储备基金中拿出大笔美元投入市场，仅去年12月一个月就花掉了100亿美元，却收效甚微。

　　经济制裁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切断了俄从西方融资的可能。不久前，俄财长西卢阿诺夫做出了警告，照现在这个花法，俄政府的“储备基金”明年就将花光。这意味着让俄经济维持目前这个尚且可以自持的状态的“救命稻草”到时也将消失。困窘之下，俄政府开始向联邦公路上的货车司机们收费，结果引发货车司机们的示威行动。他们在莫斯科环城公路上将货车一字排开，慢速行驶，只留下一条车道。他们将这一行动命名为“蜗牛”，成为乱世一景。

　　很显然，普京加强个人权威的举措面临着一种尴尬——其经济“底盘”不稳。对于普京来说，这个“底盘”问题绝对不容忽视，哪怕其支持率高达90％。

　　“新”民意

　　上述状态当然不是凭空而来，超高的个人支持率让普京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在这里，民意因素空前凸显了出来。

　　普京运气好，国际油价在其头两个任期内持续走高，而其铁腕手段则非常对症地解决了俄民众极为痛恨的政治秩序混乱。因此，他才在2007~2008年仅凭一己之力就将“统一俄罗斯党”扶为“政权党”，将梅德韦杰夫扶上总统宝座。

　　2008年“五日战争”，普京支持率冲高至85％以上。此后四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普京担任总理，而后者的支持率也“阴跌”了四年。2012年总统大选，普京名义得票率虽为66％，但多有研究者指出其实际得票率只略多于50％。普京必须提高支持率，也就在这一背景下，他掀起了乌克兰危机，吞并了克里米 亚，进而挥师叙利亚。

　　“五日战争”的戏码得到重复，普京支持率冲高至90％以上。即便在国家经济形势明显恶化、民众生活水平缓慢下降的背景下，普京的支持率仍持续高涨。

　　民意，这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治的核心问题。此中逻辑在于，戈尔巴乔夫留下的政治遗产（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虽被负面评价却已成为俄罗斯人接受的政治生活常态，这实在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较为深刻的政治反思的功劳。而矛盾之处在于，民意状况却又总是指向俄罗斯传统政治形态。自由的制度环境，权力垄断类型的民众期待，二者的矛盾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民粹大行其道。

　　从叶利钦的上台到普京的上台，都透着一股浓浓的民粹味。“8·19”事件中叶利钦不避狙击手威胁执意登上坦克向民众演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形象，为掌权打下基础。而叶利钦1999年授命别列佐夫斯基遴选接班人，并为其打造一个“政权党”，后者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始终将民意放在第一位，格外强调普京的克格勃身份会得到民众的欢迎，并依同样的理由将新党命名为“统一党”。在这样一个格外“鼓励”民粹的政治环境下，叶利钦和普京的出现都几乎是必然，即便没有他们，也有列别德、久加诺夫、普里马科夫。总之，出现一个依靠民粹的强人建立一套垄断性政治体制几乎是必然的。

　　而民意恰恰是民粹政治的核心问题，俄罗斯民意的走向、特征因此也就成了俄联邦当下政治的最大关注。没有操弄民意的本事，就无所谓民粹。

　　而由民粹视角出发，俄政治一些核心问题便跃入了视野。首先，俄联邦时代的民粹政治同前苏联的政治体制相比有哪些差异？这可以直接回答普京2008年为何“禅让”梅德韦杰夫的问题。其次，普京政策为何在2012年后发生重大转变？

　　第一个问题，从普京体制运转情况来看，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民粹型垄断体制要比单纯的专制体制有更高的“性价比”。普京的民粹利用资本杠杆控制电视及部分纸媒，让其降低信息的敏感程度，减少对政府不乐见的信息和观点的传播，但仍在相当大程度上给予其报道和评论自由。普京更多利用政策讨民众欢喜，比如强力对外伸张，开疆拓土，这种方式得到的是大多数民众满心的支持，而非前苏联那种民众表面顺从暗地反对的状况。“五日战争”和乌克兰危机恰恰都发生于普京支持率长期“阴跌”的背景下，当两场战争打响，普京支持率立即走高，民粹带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联仍贵为一个军事、地缘强国，仍为“两极”之一，但仅仅是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公开性”改革所发酵出来的思想以及市场上空空荡荡的货架就将这个大帝国推倒了。而如今，在经济陷入泥潭、国家面临危机、民众对官僚集团的贪腐情形都十分清楚的背景下，普京的支持率却持续高企，至少到目前仍享受着支持率与实际执政表现脱节的便利。两种制度的表现可见高下。

　　这说明了普京体制更高的“性价比”。接下来便可思考普京为何在2008年选择“禅让”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必须看普京2012年的政策转换。显然不能说普京在“禅让”时已经计划好要做这种转变，如果他果真老早就计划了这种变化，那么恐怕也就不会有“禅让”。在为吞并克里米亚所拍摄的那部电影《克里米亚回家之路》中，普京明确承认，接收克里米亚的决定是他本人做出的。这同其之前的做法显出了差别，过去他在具体事件中会刻意淡化自己的意志。这一细节当然也点出了当下这个“普京时代”的实质，而且，如果他早就打算走上前台，也就没必要在2008年“禅让”。

　　实际上，也正是其民粹手腕在其头两个任期成功，让其有动力去尝试“性价比”更高的执政方式。普京居于幕后，而让“自由主义者”梅德韦杰夫在前台执政，普京希望这样既可用自由主义政策来促进产业发展，摆脱俄罗斯单纯依靠油气的状况，又可以保证自己的权力体系稳定。

　　所以，普京的“禅让”是一次尝试，一次对新型掌权方式的尝试。既然从苏联到俄罗斯，制度的“柔化”带来了更高的性价比，那么再一次的“柔化”想必可以带来同样的效果。

　　但从实际结果看，这次尝试是失败的。由此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说这次尝试是失败的，是因为普京的“禅让”与世界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经济变局让俄罗斯的生存环境空前恶化。这打乱了普京的部署。油价的下跌导致石油美元锐减，让俄罗斯财政无法像过去几年不断膨胀。而在地缘层面，阿拉伯之春在多个国家上演，不但让普京政治体制被迫在国际层面收缩阵线，导致机动能力锐减，普京政权自身的安全甚至也受到威胁。2011年年底、2012年年初的那场大示威说明了这种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下定决心不但重新回到总统宝座，而且要比头两个任期更加强硬地维护体制安全。

　　促使普京做出这种政策转折的因素显然可以追溯得更远，它至少包括2003、2004年发生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只不过，由于当时与美国拥有共同的反恐目标，仍然高企的油价也在持续为普京体制提供经济后盾，这至少可以让普京不像现在这么“寒冷”。如今，两大因素都已消失，寒冷来得无以复加，普京也就只剩下了向外伸张这一条路。

　　这恰恰是民粹政体的本能在作怪。而加上“任性”的民意，便成就了普京超高的支持率乃至其在困境中的坚挺。

　　“新”道路？

　　如果说普京眼下政策与俄罗斯现实严重脱节，那么造成这种脱节的便是民粹与民意的“任性”。

　　有经济学家发现，在解体前遍布于苏联各城市市场的排队大军里，逐步出现了不满情绪，排队的队伍等于一种集会，人们在排队之余聊着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而对食品供应不足的不满是极为普遍的。结果又如何呢？人们麻木地接受了国家解体的结局。

　　民意当然不是可以随意透支的。不久前俄政府刚刚制定了2016年财政计划，标的油价为50美元/桶。但没过几天，油价就下降至40美元以下，大有向30美元进军的势头。西方普遍估计，若油价降至30美元，俄经济将面临崩溃危险。

　　到那时，地缘上的任何操作都不会再有效。“一战”中的沙俄和解体前的苏联便是前车之鉴。而对于普京来说，将权力交给接班人并转身离开便是最可能的戏码。

　　叶利钦和普京自己都曾作出交权接班人的决定，这不仅是成熟的权力交接模式，结合自斯大林之后的历次权力交接，它也是政策迅速转换的有效模式。而对于民粹政体来说，依民众需求选择一个接班人也是其“本能”。当民众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先行选择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将权力延续下去，会是非常自然的选择，就像叶利钦传位于普京。

　　而于普京个人来说，这种退出恐怕也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俄罗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科尔姆什金曾为普京撰写过一篇心理分析报告，他认为普京的心理状况有封闭、不善社交、对自己有较高期待并容易因满足不了这种期待而失望等特征。有这种心理的人，或顺应个性发展自身，或进行弥补型发展，而普京属于后者。弥补型发展者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举止容易显出僵硬，而且会刻意表现强大。

　　普京在学生时期曾用双手将自己挂在探出教学楼外的架子上，向同学表现自己的勇敢。此后他开始学习柔道，后来他称这是为了让自己在别人眼中可以变得强大。在克格勃系统内，他在东德并未表现出一个出色特工的素质，何况最优秀的特工一般都会被派往西方国家。在初登政坛时，普京在许多场合下表现得很腼腆，在成为总统两周后的一次专访中露出了明显的黑眼圈和疲态。他还曾在一次公开讲话后后悔自己用词不当。这些都证明科尔姆什金的分析言之有理。

　　既然普京是弥补发展型，那么其当总统的这十几年可谓是最能够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时间段。而普京的表现从不自信到俨然一位强人，证明了这种满足是相当彻底的。

　　普京在前两个任期内累积的自信轻易地在经济颓势中面临挑战，这在普京心理层面自然会有影响。根据科尔姆什金的分析，普京这种个性的人，会对极为亲密之人有情感上的依赖。但从普京近些年境遇看，他可能的亲密之人却一个个离开了他。他在精神上依赖的柔道教练拉赫林去世了，谢钦、亚库宁等帮助他打天下的老臣们也都离开了他。这或许可以从精神层面解释普京的政策为何在2012年之后有如此剧烈的转折，而且变得难以捉摸。

　　科尔姆什金另一个重要判断是，对普京这种个性的人，物质上的满足排在第二位，首要的是用成就来证明自己。而当自己最终无法被证明时，他会选择放弃、离开。

　　那么普京将以怎样的一种姿态离开？这恐怕仍将由民意决定。

　　在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维奇的《二手时代》一书中，一位蹲过古拉格劳改营并参加了“二战”的俄罗斯老人听说有儿童死于车臣战火时表达了对当下的鄙夷，然后怀念地称赞斯大林时代，自豪地讲述自己曾如何保卫国家。

　　这是一种很不讲理的对比方式。这位老人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简单地冠以这个领导人的名字，无视一个时代的复杂性。他对斯大林时代只记住了保卫祖国时的荣誉和激情，却对那个时代的缺陷选择性失明。

　　这便是俄罗斯人独特的历史记忆方式。俄罗斯民意与领导人个人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关系。由于专制传统，领导人在位时间长，每个领导人都拥有自己的时代。这使得 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有很强的条块分割特征，比如将苏俄时代简单粗暴地分割为“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并以每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对其定性，这三个时代分别为：荣光、富足、混乱。

　　每个时代的种种，无论它们与领导人的政策构成何种逻辑关系，都会被民众简单粗暴地揉在一起，作为对这个领导人的评价。普京固执地发动“小冷战”，经济困窘，并且还有空难、战机坠落。不论它们之间有无逻辑关系，它们都将被作为“小冷战”的负面产品被铭记，都将被写入对“普京时代”的历史记忆中。

　　这是俄罗斯人历史记忆的一个特点，而另一个特点就显得更加重要。上述三个时代显然有着更多的内涵，比如斯大林时代的管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变革。但俄罗斯大众习惯于为每一个时代片面地选择一个特征予以渲染，而对另一种特征选择性失明。

　　但这并不表示俄罗斯人对自己选择性失明的东西真的不关心，一个时代的负面问题往往会在下一个时代里发酵出来。从苏联到俄罗斯，几个时代鲜明地体现出“后一代替前一代背锅”的特征。斯大林时代，人们记住它带来的大国荣光，但“大清洗”却被忽视。斯大林死后，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先后承体制内众意及民意祭起“去斯大林化”大旗，但最终坐稳权座的赫鲁晓夫也就因为在此大旗下推动的“过度”改革而遭遇政变，直至今日他在体制内外得到的评价都极差。勃列日涅夫时代中，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但整个社会的停滞也到了让国家难以为继的地步，更何况还有一场阿富汗战争以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时代也就背上了这个“锅”。在原油、粮食出口价格都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他们的改革极为艰难，这使得两人连同他们推动的民主改革都在历史上黯然失色。而这显然是两人在为勃列日涅夫“埋单”。前些年的一次调查中，俄罗斯人仍十分怀念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富足，成了俄罗斯人这种思维的注脚。

　　形象点说，人们只记住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红账户”，却将二人的“黑账户”算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头上。

　　同样的道理，如今普京支持率高达90％，民众感念于普京带来的大国荣光，即便他离开，也仍将是一位广受爱戴的领袖。而经济困局等“黑账户”的内容恐怕将是普京留给接班人的一个“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