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37年后重启：再建一批中心城市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37年后重启：再建一批中心城市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时隔37年之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意义不可谓不重大。这次会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针对当前城市工作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当下，各种城市病爆发，但城市的管理方法却并没有得到提升，比如在解决住房、道路拥堵、外来人口入户及相关公共服务、环境污染、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间互联互通等问题方面，各地多是简单地采取设置行政管制措施的办法，而不是积极应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还要进一步提高，如果城市不能更好地吸纳更多的人口，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就会失败。

　　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这次会议提出了诸多针对性的举措，其中首要的是要尊重城市发展自身的规律，比如在人口和建设用地的匹配方面存在突出的矛盾，需要改革。再就是统筹管理，这包含多层次的内容，在空间、规模、产业，在规划、建设、管理，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个方面，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宜居性。

　　与过去单纯停留在对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争论不同，这次特别提到了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进行空间布局，并且要求加强对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本报记者 纪睿坤实习记者 葛逸瑶 北京报道

　　导读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表示，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而解决大城市病的就是再拓展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形成城市群连片发展。

　　37年之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重启。

　　12月2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12月20日-12月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称，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会议强调，城市规划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城市人口要与用地匹配，要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要防止城市“摊大饼”式扩张。

　　此次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也是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亦被认为中国城市建设迎来拐点的标志性会议。

　　12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王正伟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时表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召开。会议由“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体现了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从中央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住房政策、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好了蓝图、提供了遵循，意义十分重大。

　　搭建城市建设顶层建设

　　在重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前，本届政府在2013年便首度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且都套开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谈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不同，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公司创始合伙人李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镇化工作会议核心是“化”，而城市工作会议更多聚焦城市管理的问题，一个强调动态，一个强调静态，此前召开的两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模式，但城市发展的理念和管理还延续老路子，这也是重启城市工作会议的原因。

　　王正伟在介绍城市工作会议时表述，这次会议从中央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住房政策、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画好了蓝图、提供了遵循，意义十分重大。

　　需防城市规划变动快、落实难

　　李伟所在的北京荣邦瑞明一直致力于探索地方政府的新型城镇化路径。虽然中央有关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路径确定，但在李伟看来，真正的执行难点在于地方政府，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用好自己，用活市场，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新考验，新课题。

　　以规划为例，会议亦强调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要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

　　“规划落实难是当前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初步估计，很多规划都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能够得到落实的不足10%，或者从狭义的口径上看，可能不足5%。”李伟表示，在强化规划的落地和操作性之外，更应该强调地方政府不干什么，从而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在全国城市设计现场会暨全国城乡规划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全面推进规划改革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下一步，既要改革规划本身不适应城市发展要求的理念和方法，也要改革规划管理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着力解决城市病问题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核心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体系。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2.6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数量为8587万。目前，全国约有一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其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省外流动人口数量居前10位的城市，这中间又有二分之一集中在省外流动人口数量居前4位的上海、北京、深圳、东莞。

　　这也引发了巨大的恶性循环，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介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非常头疼”的交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中短途交通。以北京为例，北京十多年前的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工作岗位的问题。

　　再建一批中心城市

　　会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会议也明确要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逐步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在智库重庆论坛上解读“十三五”规划建议时表示，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就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而解决大城市病就是再拓展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形成城市群连片发展。

　　杨伟民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

　　（编辑：何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