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研究员 刘燚

　　 既然各个区域的禀赋不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就要尽量让各地顺乎市场规律；同时，中央作为一个平衡器，又要坚持“共同富裕”路线，发挥财税在内的政策条件作用也同样重要——顺乎市场、合理调节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常态。

　　 首先，要修改财税政策，让不同地区有差异化的税收负担，部分税种本地化。比如，由于产业结构和效益不同，反倒是上海、广东等税收增速更快（见附表7），导致其投资潜力更大；而在辽宁、山西等地，财政潜力更小。

　　 这时候，营改增、房地产税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是，似乎仍不足以平衡区域差异；结合资源税提升资源省收入，减少特定行业的杂费（如最近减少煤炭杂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还有，统一全国账户，通过养老、社保等账户体系统一，减轻人口流出省负担；把教育等投资逐步上收到中央，等等。

　　 其次，降低地方GDP考核和政府投资压力。我们发现，辽宁、黑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很快，甚至比北京、上海还低，产业乏力、人口外流、政府财政拮据出现了“共振”。这时候往往会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基建投资，但这主要由本地财政收入决定，否则地方政府只能加杠杆，导致地方债务的不当扩张，对于部分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不得不为”的部分。

　　 弱化GDP考核、弱化地方政府投资职能，甚至对不同省份的考核有所差异，恐怕是必要的区域平衡手段。（见附表8）

　　 第三，在区域经济新常态下，要真正找到底线所在。就像全国将就业率作为底线一样，区域政府的考核最终也应该首先关注这个指标；其次，可以纳入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CPI等指标，即关注民生底线。

　　 我们发现，辽宁也好、黑龙江也好，从消费端来看，其增速并未明显低于其它地区，进一步说明，投资增速是GDP下滑关键，但是GDP增速并非底线，不应就此采取强刺激。反之，如果民生指标出现问题，说明这种下滑就是危险的了。（见附表9、10）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三个主要结论：首先，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正在脱钩，按照传统的东、中、西部划分已经过时；其次，省际增速差异有6大内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各地的禀赋有关，是结构性的；要想对冲这种结构性差异，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适时调整，弱化GDP指标，重新划定民生底线，而零售、居民收入与区域GDP增速直接的传导也有脱钩趋势，因此市场之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就业率才是重心——这些可统称为区域经济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