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面撤并网点、退出县域金融领域；十多年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三农”的崛起，县域、镇域乃至村域相继成为蓝海，大型商业银行开始了回归“三农”之旅。然而，当年的“退出”容易，如今的“进”各大行均显得步履蹒跚，水土不服。农业银行因2011年上市而提出的使命定位——“面向‘三农’，服务城乡”，而走在了四大行回归县域与“三农”的前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教授与高连水的新著《农行之道》基于多年田野调查，以农业银行为例，剖析了大型商业银行回归县域与对接农村社区建设的机遇与挑战，探讨大行实施普惠金融战略时如何解决“大金融”与“小客户”这一基本矛盾。

　　 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

　　 在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本书的最重要创新在于提出“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作为补充性解释框架。这两个理论视角提供的不是静态观点，而是要求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动态、实验的尝试与探索，具体而言，这些尝试与探索仍具有试错的性质，在不同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需制宜，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探索属于自己的服务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之路。

　　 从“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看农村金融体系，大型商业银行的战略优势与现实策略就更加清晰。一方面，大行的比较优势在于支持产业化农村市场主体，并以此为契机，引领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与结构提升；另一方面，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应通过机制创新、产品创新与体制创新，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有效对接，降低其运营成本与风险。因此，在经历1999年大量撤并网点的既定前提下，大行解决“大金融”与“小客户”之间矛盾张力不可能依赖于简单的网点恢复与增设，这种想法不具有任何现实可行性，而只能在深谙“三农”新形势、新环境、新需求的基础上，与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实现深度合作与有效对接，即本书中提出的“五大合作机制”。

　　 五大合作机制

　　 “五大合作机制”是居于农村金融体系上游的大型商业金融机构解决“大”与“小”关系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大行实施普惠金融战略的重要抓手，涉及与农村金融体系中各个层面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合作与对接。

　　 第一是“银微对接”，指的是金融机构谱系内的“大”、“小”合作问题。我国所致力于构建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共生，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并存”，实现大型商业银行与微型金融机构的对接，既有利于发挥不同规模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也有利于防范大行因信息缺乏带来的客户信用风险。

　　 第二是“银保对接”，是“金融+保险”的合作问题。国际经验证明，提供保险服务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均建立了适合本国农业发展特点的保险体系，并注重设法实现与银行机构的有效对接。在我国，“金融+保险”模式是各地地方政府推动金融创新，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政策抓手。

　　 第三是“银担对接”。大行与信用担保机构的合作，应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同为低风险地提供农村金融服务而形成支持合力。而从大型银行的角度来讲，随着信用担保机构资信的提高,应逐渐提高担保的放大倍数，以提高担保效率和实现规模经济。在“三农”领域，因农业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应尤为重视政府的作用。例如，2009年4月农行吉林省分行专门成立了国内首家畜牧业贷款中心，在配套制度建设、担保体系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均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其中就包括争取吉林省政府的支持，通过当地龙头企业投资为主和政府注资为辅的做法，创建了相关的畜牧业担保公司。

　　 第四是“银合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把农村中一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群体聚集了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认为合作社积聚了县域的高端客户，这些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相对旺盛，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合作社贷款难本质上就是农民贷款难，金融机构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际上就是服务“三农”。但是根据规模匹配理论，对大型专业合作社这种资金需求规模较大的客户，大型银行的服务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合作社也成为大型银行对接小客户的重要媒介和组织载体。

　　 第五是“银政对接”，大行回归“三农”往往要依赖于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参与和支持。地方政府参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整个历程，不难发现，其创新行为的根本目的都在于协助防控农村金融市场领域的风险。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政府主导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三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应该扮演“发起人”的角色；二是构建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特别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三是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发挥好财政（补贴）资金的杠杆作用。

　　 大行回归“三农”，一要面对农村网点收缩后的机构空白问题，二要面对十多年脱离“三农”业务导致的人才缺乏问题，三是要面对来自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理顺“大金融”与“小客户”关系的客观要求就是打通大行与“三农”对接的渠道问题，“五大合作机制”的本质即在于建立这样的对接渠道。

　　 重建与农村社区的紧密联系

　　 过去十多年来，“脱农”、“离农”并非单个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而是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性问题。不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缩、撤并网点，连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农村信用社系统在改制改革过程中，也纷纷“洗脚上岸”，脱农倾向严重，中央和各地政府做出了许多政策努力均无济于事，难以抵抗脱农的经济驱动力。

　　 但随着“三农”的崛起，情况大为改变，“脱农”较慢的机构反而成为其优势，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系统，借助于其遍布乡村的网点优势，在各自的县域中，大量农村机构排名第一，取得了远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重建与农村社区的紧密联系”成为农村金融机构获得竞争优势的不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建与农村社区的紧密联系”已经成为大行特别是农业银行、邮储银行这样的“三农”大行实施普惠金融的战略支点，是不可不察的战略问题。

　　 （王曙光、高连水：《农行之道——大型商业银行支农战略与创新》，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