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一个情感复杂、漂泊终生的女作家，一群精气十足的文学青年，一个由战乱、流派之争、理想、热血、追求自由等各种因素混杂而成的黄金时代。或许，电影《黄金时代》更大的价值在于，让人们不再以单一扁平的视角解读萧红，而是着眼于一个女人的生命本质，以及那个时代文学的真实原貌和价值走向，还有对于何谓“黄金时代”的再思考。

　　复杂的女子

　　 一个民国女子，三年内被两度搬上大银幕。为什么会是萧红？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弥留之际这样说道：“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我不知道，但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然而，如果只是“绯闻”，是不足以支撑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已故作家的持续探究的。近几年，在国内学界和普通民众中持续升温的民国热以及“萧红热”，视点早已不是单一扁平的萧红个人情感。

　　 萧红的魅力来自于她的复杂。导演许鞍华认为，即便是研究了多年萧红，她也很难说清楚萧红，而且“越拍越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很难概括一个人，尤其是非常复杂的人的想法”。

　　 这从萧红的人生轨迹就可窥见。她的一生辗转了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武汉、香港，始终漂泊无依；饥饿、贫穷、爱情的煎熬、战争的侵扰、疾病的折磨……一个一心向往单纯、美好、自由的女人却一一饱尝；24岁便成名，31岁去世，一生短暂，却浓缩了很多人一生都没体验的事情；鲁迅曾经认为这个女孩“比谁都更有前途”，但结局却令人惋惜。由此，萧红的一生也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后人也便有了解读的空间。

　　 即便是萧红的友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对于她的描述都是不一样的。《黄金时代》中运用了大量的散文式独白，不少角色演着演着就忽然面对镜头、直接向观众讲述起萧红的故事，以及他们眼中的萧红。许鞍华说，这种 “报道者”的方式是为了让读者自己去还原萧红。

　　 有影评说，“萧红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喜欢她的人似乎就能找出十条八条理由，喜欢她的人只要一条就够了。民国的女作家里生存的方式千姿百态，但萧红却最为凄苦和传奇，她的生命，是一束烟花”。“我常常想一个人究竟该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完全地抛下外物，只追求自己内心的追求，我们该如何存在？”

　　 或许，这就是萧红作为“人”的可贵价值所在。

　　 那么，在荒芜的人世中凄苦早逝，又怎么会是“黄金时代”呢？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这样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电影中萧红是这样说的：“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其实，发出这番感叹时的萧红的确正处于自己人生的一段好时光。在漂泊许久后，由于鲁迅的提携，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并东渡日本。她曾感叹“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此前一个月，鲁迅逝世，萧红正在悲痛中寻找着自我的力量。而此后，萧红不得不提前回国，开始了更加颠沛流离的人生。萧红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其间还夹杂着与萧军的情感纠葛和恩师逝去的打击。这段“黄金时代”后，仅过了五年零两个月，萧红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被低估的文学价值

　　 与萧红的情感和命运一样复杂的，还有她的文字。究竟该怎么解读萧红的文学观、评定她的文学价值，数十年来也争议不断。

　　 上世纪30年代，当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时，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在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叶君看来，第一部萧红传记，即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其观照视角的单一化直接导致了建国后几十年间对萧红固有文学价值的严重低估。因为叙述者那基于宏大叙事的立场非常分明。比如萧红早年的“抗婚”之举，作者委婉上升至“反封建”的高度，而似乎刻意忽视在今天看来萧红出走北平背后更个人性的诉求——读书。书中叙述萧红之死时，又明确冠以了“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这样的标题。骆宾基在此基础上进而发掘了萧红身上“进步”、“革命”、“左倾”等品格，这都为日后对萧红生平和创作过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开了先河。

　　 如今，人们面对萧红的作品时，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成为一种潮流。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认为，与当时主流抗战文学不同，萧红的《生死场》“所展示给读者的‘战争’并非所谓的理想性、浪漫爱国性的‘战争’，而是刻画着战争对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所受的实际影响。作者并没有从一种广义的历史观点来写战争，而是以一种微妙而尚有力的手法来叙述村民及作者本身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

　　 学者刘禾《重返〈生死场〉》一文指出：“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经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

　　 学者林贤治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由《生死场》看出，比之鲁迅，萧红对农民、妇女奴性的描写，虽隐匿着对国民劣根性的谴责，“但是，对于描写对象本身，她的用意又往往不是批判的，而是同情的、爱怜的。这是她不同于鲁迅借揭露国民的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者不同的地方”。

　　 林贤治还做出了这样的评断，“在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与穷人的双重视角，以及自由的风格是被忽略了的，作为‘弱势文学’的实际成就被严重低估。”

　　文学群体的黄金时代

　　 围绕萧红，民国文人的群像也得以展现。这是《黄金时代》的一个独特的用意。

　　 萧红身处的大时代背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聂绀弩、罗荪、梅林、苏菲、柳无垢、靳以、许广平、丁玲等都在萧红逝世后写过她的回忆文章，他们与她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诚如许鞍华所说，这是关于“一群精气十足的青年，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着墨更多的是萧红与这些文人的情谊。有影评这样说，“萧红的每一次辗转，都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感。这是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贴己与安慰。如今时代变化飞快，格局视野也成倍扩张，但有些情怀却渐次消瘦。”

　　 鲁迅，是萧红一生无法绕开的一个人。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重量级人物在《黄金时代》中有了突破性的展现，尤其是他与萧红亦师亦友的关系，得到了开放而又舒服的表现。那么，萧红究竟是怎样“定义”鲁迅的？林贤治认为，鲁迅逝世后，大量纪念他的文章中，多是“国家”、“民族”、“大众”这样的大词；而萧红在自己的《拜墓》里是这样写的：“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萧红用了“正义”这样一个伦理学的用语，可见她对于鲁迅有着独特的视角和理解。

　　 叶君认为，虽然没有资料表明，萧红身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的形成完全是出于鲁迅的影响。但是纵观萧红的一生，到上海后与鲁迅的接触，毫无疑问是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至死不渝的启蒙立场、中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等，这些萧红身上所体现出的与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显然是一脉相承。

　　 《黄金时代》中，萧红与白朗、丁玲的友情也是重要线索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对于文学和人生的选择截然不同，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评论认为，与萧红的深情回望，丁玲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度关切不同，白朗走出家庭，拿起手中的笔，跟东北作家群的诸多男性一样，以表现白山黑水间对入侵异族抗争的艰难与壮烈，参与到时代宏大叙事之中，满足了关内民众对关外沦亡国土的想象。萧红与丁玲则于抗争初期相遇，在临汾共同生活了数月。影片中有一段这样的展现：在延安的丁玲有了一种不祥预感，对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但此言一出，丁玲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因为如萧红这样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人真是少之又少。

　　 当人们感叹影片中的那一群人构筑的黄金时代时，关于什么才是“黄金时代”的思考和讨论也悄然兴起。

　　 赛亚·柏林曾说：“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对此，许鞍华的理解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如果你的灵感、理想能与时代切合，那再好不过；如果不能，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去尽力把它改变，那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