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北京报道

　　“彻底改”的路子似乎预兆了未来中国能源行业的总方向

　　90岁的秦文彩每周都会出现在他位于北京东二环的办公室里，阅读文件。

　　他曾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首位总经理，还担任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组组长、四川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再往前，则是玉门矿务局副局长。

　　就是在玉门，秦文彩由一名军人变成石油人。他与8000名将士转为中国唯一的一支石油师。

　　中国今天庞大的能源行业，几乎就肇始于这支半路出家的部队。从起点开始，中国的石油行业就处于变革漩涡中。

　　“变革”要主动，这也是秦文彩的特点：从石油师到四川川中矿务局，再到主管石油工业的中央部委，并亲手操刀石油工业对外开放。

　　如今，面对石油业的各类漩涡，秦文彩觉得，实在有必要重温当年开创者的梦想。

　　当工人也是国家需要

　　1952年，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给朱德和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写报告，提出“调拨一个建制师，改编为石油工业建设大军”。

　　编制在陕西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的命运就此奠定。

　　很快，毛泽东签发命令，57师集体转业。秦文彩想调回部队，康世恩的报告一递上去，“一个人都不能动了”。

　　在此之前，今山西万荣县人秦文彩已从军13年。他自14岁入伍，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敌工干事、保卫股长。

　　57师的前身是中原四纵和一支起义部队，在解放陕南的战斗中曾大放光彩。秦文彩记得，在白河、平利战斗中，面对敌军攻击，重机枪枪管打红后无水冷却，只得以尿代水。

　　可是腥风血雨中过来的队伍，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石油。师里抽调了营以上干部去东北参观石油厂，也只留下些皮毛印象。

　　时不我待，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正式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

　　师党委委员、保卫科长兼军法处副处长秦文彩“变成工作队”，“当时很多人觉得打完仗了，想回家，要教育。”

　　秦文彩告诉这些血火淬炼的军人，过去扛枪是国家的需要，现在当工人也是国家的需要。

　　石油师很快实现了“一团钻、二团练、三团围着汽车转”——一团去延长学习钻井技术；二团去玉门建设油田，铺管线；三团留在汉中学开汽车。

　　负责“钻”的一团后来在玉门发展到了40多个钻井队，油田产量很快由20万吨上升到了百万吨级别。

　　1953年12月，首批玉门油田原油运抵大连，内地各炼油厂被迅速注入了活力。

　　秦文彩评价：“石油师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进程中起了支柱作用。”后来朱德视察大庆油田时则说，“石油师变成了一支掌握现代技术的解放军。”

　　“文革”期间，老师长、时任石油运输公司经理的张复振被“造反派”批斗去世。但新生的石油工业，仍坚持正常生产。

　　1956年9月，这个唯一的石油工程师建制撤销，师部改为钻探局，“师党委”也被取消，身为师党委委员的秦文彩脱下了军装。

　　当时，“当兵的一个月拿几元钱津贴，而同一单位的石油工人们每月可以拿到几十元工资”，秦文彩认为，无论从士气还是管理的角度，都必须“彻底改”。

　　为什么而奋斗

　　石油师一进玉门，就开始拜师学艺——拿枪操炮的手怎样尽快掌握石油钻井、采油技术。

　　若干年后，历经石油行业的种种曲折，秦文彩说：“石油师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锤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改制后，秦文彩成为石油公司的处长，战士成为工人，班长成为小组长，每个军人都转变为石油人。

　　不过，指导员的编制保留了下来。作为“支部建在连上”的延伸，每个钻井队都建起了支部，这成为石油师留给中国石油事业一个持续数十年的遗产。

　　这个方法也来自秦文彩的部队经历。他向主管石油工业的余秋里解释：钻井队有队长、技术员、地质员，一个井台上“三权鼎立”，由于关注角度不同，经常发生分歧。如果像部队一样给每个钻井队配备指导员，就能很好地协调关系。

　　曾经的军人们要不断学习。秦文彩说，一句话，拜师：工人与战士订立了师徒合同。下班后，战士们要给师傅们打洗脚水，尊师才能爱徒。

　　但进度不够迅速。于是秦文彩又开始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工人放下包袱，倾尽所能教授学生。

　　小学文化水平的秦文彩也下到井队，“看图识字，看一个记一个”。钻杆什么结构，怎么上丝扣，“打破沙锅问到底。”

　　2014年春，90岁的秦文彩去了当年老部队的驻地——汉中沔县。几十年前的县城已经没有了，石油师的多处旧址消失了，当年检阅部队的北教场则成为市中心。

　　就是在这里，陕西军区的首长喝问8000将士：是否准备好进军石油战线。

　　如同“支部建在连上”，石油师所开创的种种习惯和传统，在中国石油战线保留了下来。

　　“哪里有油田，哪里就有玉门人。特别是在油田生产上，例如注气、注水等，多沿用玉门管理经验，也是石油师的经验。”他说。

　　再比如作风，秦文彩说，要把“组织性与纪律性极强”带到企业。

　　在他后来主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时，始终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先地位。“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位老人转了一下椅子，左手扬起，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

　　让秦文彩强调的还有，对于这支常年从事野外作业的队伍，如果不听命令，“那就乱套了”。传承了解放军“服从命令听指挥”传统的石油队伍，不断根据会战任务的需要，“头戴铝盔走天涯”。

　　若干年后，秦文彩仍觉得，一个企业要建立起“为事业理想奋斗的哲学”。如果没有“有目标、有思想、有作风”的队伍投入石油建设，石油工业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石油师人参加了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石油会战。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后来被赞誉为“永不锩刃的尖刀”的1202钻井队，其前身就是57师师直警通连的一个排。

　　先后有近100名石油师转业干部担任了各油田领导和司局以上领导，秦文彩等八人先后任副部级、部级领导。

　　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石油产量超过1亿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不断攀升，只凭精神力量已很难解决问题。

　　改变的决心

　　中国能源管理机构变迁数次，但根本的军管体制从未放松——统一协作，高度集中。各级领导职务，大多由秦文彩老部队的转业军官担任。而技术人员相当于军人出身管理者的顾问。

　　这种体制保证了当时的生产任务，但“管理简单、决策不科学”的弊病，也延续了相当长时间。

　　1978年4月18日，原石油师“团政委”宋振明履新石油部长。在十位副部长中，排名前六位的是清一色的老资格革命军人。

　　而同时担任副部长的工程师阎敦实后来评价说：这次任命改变了石油工业长期以来由专业军人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外行领导内行”的状态。

　　次年，秦文彩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1980年他由政府高官变身国企高管——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任总经理。

　　在此之前，奉命进行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秦文彩就认识到，石油工业体制必须改革。

　　早在70年代初，由于需要进一步开发石油，中国领导人就提出了进军海洋石油的计划。但由于比陆上开发难度更高，借用外力成为选择之一。

　　到1978年，经邓小平批准，中国石油工业代表团访美。此后，邓小平多次同意开展与外国的油气开发建议。

　　此时，传统能源开发体制似乎成为整个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主持对外合作谈判的秦文彩被外国人怀疑：你们会信守承诺么？“我们外国公司”怎么与“你们政府”合作？

　　秦文彩觉得，一定要有个专业化的公司。多年后的今天，他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对领导汇报说：“我们海洋邻国多，开发海洋石油，没有独立的公司不行，要搞个海洋石油总公司。”

　　他要成立的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对上对下，一级一级负责”，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秦文彩不要党委领导了？”

　　而他觉得，党委负责政治思想把关，业务还是要总经理负责。

　　担纲中海油总经理的第二天，他实施了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开放。

　　秦文彩指示公司向11个国家的41家物探参与公司发出第一批关于南黄海北部物探区、珠江口物探区的第1号和第2号招标通知书，正式拉开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合作的序幕。

　　那时总有人怀疑对外合作的动机，甚至有“卖国论”出现。但他坚持“公司是改革的产物，要适应改革精神，建设适应对外开放合作的企业”。

　　去美国考察石油工业时，发现“美国人也吸收外资”，这让他有了底气。

　　合作的同时，还要坚持自主开发，“两条腿”走路，对外合作的同时要壮大自己的实力。秦文彩要公司在承包中接受锻炼，为发展自营勘探积累资金，并尽量利用剩余器材去搞自营勘探，同时抽出一定力量在非对外合作海域打探井。

　　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如今，作为石油师——中国石油工业体制源头的亲历者，秦文彩仍强调用改革开放推动石油工业发展的必要性，“一是向外国学习，二是向改革要效益。”

　　他也强调，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国家统管是必要的。

　　若干年后，秦文彩为自己曾经领导的中海油作出总结——直接移植国际管理经验，敢于冲破旧框框。

　　在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王宜林的评述中，秦文彩为首的中海油开创者们“创造性地将对外合作发展海洋石油的战略构想转变为现实”。

　　在秦文彩的任期内，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原油产量从1982年的9万吨一路攀升至1986年底的近38万吨，总资产从28亿元增长至53亿元。

　　这也是石油师人为中国能源奉献的最后岁月。到90年代中期，1952年改编时年仅14岁的石油师战士也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

　　秦文彩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事业，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而他觉得，无论体制如何，石油师精神仍将促使中国能源产业保持为国家而奋斗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