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启

　　2013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突破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在进入2014年后交易量不增反减少，这在近几年是罕见的。一直交易很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市场）都呈现窄幅震荡、低幅震荡局面，尤其是美东时间段，交易量锐减。为什么？是缺乏资金吗？非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流动性仍然相对过剩，市场利率也很低，融资相对容易，而且几大股市一直不错。虚拟金融市场突然间走入低迷，其中原因值得思考，需要给出经济学解答。

　　从历史经验看，全球金融市场同时进入窄幅震荡周期几乎不可能，即使出现，也很短暂，通常是在全球经济筑底（萧条），或者是高速增长期进入末尾阶段。通常，外汇市场与大宗商品市场有较大的关联性，而黄金白银市场则具有走独立行情的特性。但这次不同，无论是外汇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黄金、原油都呈现中长期牛皮走势。

　　笔者认为，这一走势与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低通胀”的大周期相关。而由于出现这种走势，因此可以判断，全球经济很难一下子走出低增长、低通胀的大周期。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低增长、低通胀是周期性现象、全球性现象，各国政府都在想办法尽快走出去，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率先走出这一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劳动低增长

　　为什么全球经济会长期处于低增长、低通胀周期？这个问题需要经济学解释。低增长、低通胀只是现象，本质是全球各国主要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劳动力要素正在被消极因素困扰，处于不活跃状态。人类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全球经济主要靠创新劳动拉动，但创新劳动也有周期性，也有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悖论。比如它一度极大地推动了一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社会甚至全球的劳动力成本增长水平，短期内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劳动力成本太高，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拉动经济作用最大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很不利，非常多的发达国家近十年来基本建设投资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没有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很多实体经济产业都被抑制。

　　发达国家大都属于经济结构合理的国家，比如欧洲，创新劳动发达，制造业也发达。但创新劳动不会永远领先，永远发达，它也有周期性，而目前阶段欧洲恰恰处于创新劳动的低谷时期，新的创新“点”虽然很多，但如互联网那样的产业型创新还没有出现，这是欧洲陷入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低通胀，实际是资产缩水，劳动力价值缩水，这一点很少有人意识到。

　　这就决定了，创新劳动低增长与经济低增长并存、低就业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一方面符合高端劳动的就业人口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愿意从事低端劳动者的人数又越来越少。劳动力价值取向变成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创新劳动成果主要产生地是美国，这与美国长期的移民政策相关，希望在美国；而其他发达市场，例如日本、欧洲，由于移民政策非常保守，拒绝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新生代劳动者进入，因此其低增长周期是很难打破的。尽管日本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但劳动力政策守旧，经济下行趋势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基建投资下滑的根本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曾经一度接过接力棒，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近些年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增长过快，目前已走出快速增长周期，这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本质就是劳动力成本增长率过快，超过了经济承受力，引发劳动力成本上升周期。以中国为例，从事实体经济的一线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从事基本建设的劳动者，从2008年开始，工资水平增长率一直超过10%，带领一线劳动者的工薪总水平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虽然说，相对发达国家，中国还有增长潜力，但短时间内增长率过快，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高增长的因素。一线劳动力成本提高过猛，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推动社会整体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二是导致基本建设投资下降。很多人将中国投资率下降怪罪于货币政策收紧，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许多投资项目都超预算，很多新项目难以启动。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下降到17%，远远低于过去10年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GDP保增长目标（7.5%）所需的20%左右。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未来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但短期内很难摆脱依赖基本建设投资的局面。今年，要想实现7.5%的增长率，肯定要新上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但问题是资金在哪，劳动力在哪。

　　目前投资率下降过猛，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他因素容易调整，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稍微宽松一点是可以实现的，但劳动力成本水平很难靠人为调整，基本建设项目会因为预算超出往年水平，而难以通过。同时，由于一线劳动力工薪收入多年来增长较快，相对而言，公务员、事业单位工薪收入的欠账太多，还要提高，整体劳动力成本水平将螺旋式上升。由于中国整体劳动力成本很难出现低增长，管控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在制定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时考虑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可能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当前困局的主要管控点、调控点，也是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的一点。

　　需要更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

　　2013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就开始出现分化，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走出底部；欧洲则是在低增长、低通胀的低位徘徊。欧元区经济自欧债危机以来一直处于低位徘徊，主要增长动力靠德国，虽然目前不能预言德国经济会进入下行通道，但让它维持目前增长水平肯定很难。欧洲央行[微博]进一步超宽松必然成为欧洲各国央行的一致行动。不仅欧元还将继续下跌，而且经济复苏所遭遇的困难会更多，预计欧洲央行将被迫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实行实质性的负利率。日本经济虽然由于安倍新政取得了上半年的较快增长，但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正在衰减，未来还需要新的刺激，日本经济在2014~2015年仍然很难走出低增长、低通胀的怪圈。

　　相对发达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不低，但要看到，我们调整幅度也不低。中国经济2014年上半年实现7.4%的增长率，虽然仍然较高，但毕竟是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行。绝大多数人认为下半年能够实现7.6%的增长率。但很少人明白，中国的房价刚刚开始下跌，如果这是周期性现象，它一定会影响下半年包括明年的经济增长率。由于中国同时受到地方债违约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影响，未来两三年很难再现超过8%的增长率，稍不注意，GDP就将跌破7.3%。很多人说，跌破7.3%怕什么？我想说，7.3%能够止跌吗？它是心理支撑线，一旦跌破，6%都可能守不住。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不是低增长，目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都在低位徘徊，亟待启动信号。只要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可以率先走出困局。（作者为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