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有关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存在“越俎代庖”之嫌。尽管如何强调债务风险管控都不为过，但相关政策不能为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监管好风险”走向“监管出风险”。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调整：第一，大力支持融资平台的“阳光融资”，建立健全融资平台的债务信息披露制度；第二，相关政策不必过于纠结于融资平台的建设项目属于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项目，以及是否属于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的“打捆”项目，而应交由商业银行等融资主体自主判断项目贷款风险以及如何防范潜在风险；第三，不必“一刀切”地要求融资平台贷款一定要落实合法有效担保；第四，把能否增加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贷款规模是否合理等事项交由金融机构自主决策。

　　■为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应大力构建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其一，组建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在体系建设上，除中央出资设立外，省级和地市级也可根据需要组建服务于本行政区域内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其二，设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

　　改进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监管政策

　　地方融资平台是在投融资体制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到位、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面临严重资金瓶颈的背景下，为了加快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将主要依赖财政性资金供给转为从金融市场融资的一种制度创新。从全国各地区汇总情况看，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接近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50%，说明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筹措建设资金的主要载体。客观地说，融资平台开启了地方政府融资的“前门”，尽管实践中存在管理不规范、债务规模膨胀、地方政府违规担保等问题，但相对地方政府变相集资、强制摊派、拖欠工程款等做法而言，其运作总体上较为规范。

　　从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融资平台公司的发展仍然具有必要性。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与地方政府直接发债融资也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在资金投向上可以分工配合。然而，从现行有关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看，存在“越俎代庖”之嫌。尽管如何强调债务风险管控都不为过，但相关政策不能为此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监管好风险”走向“监管出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并非中国所特有，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职能的特殊目的机构或国有企业。为进一步促进融资平台规范发展、防范潜在债务风险，建议现行监管政策从如下四个方面作出调整：

　　第一，大力支持融资平台的“阳光融资”，提高融资平台的债务透明度，支持、鼓励融资平台通过发行企业债（城投债）和中期票据等直接融资方式筹措中长期建设资金。同时，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融资平台的债务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在主要媒体向社会披露债务信息。

　　第二，实践中，公益性项目、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相关政策不必过于纠结于融资平台的建设项目属于公益性还是经营性项目，以及是否属于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的“打捆”项目，而应交由商业银行等融资主体自主判断项目贷款风险以及如何防范潜在风险。

　　第三，不必“一刀切”地要求融资平台贷款一定要落实合法有效担保。实践中，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贷款出具“安慰函”、还贷承诺函和地方人大对还贷计划作出的决议等，代表着地方政府的信用，往往比其他所谓的合法有效抵押和担保更加容易为商业银行等融资主体所接受。

　　第四，目前融资平台贷款转为一般公司类贷款的条件过于苛刻，且抹杀了不同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使得一些管理水平相对较高、信贷风险防范较好的商业银行难以扩大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建议重新审视现有监管政策，把能否增加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贷款规模是否合理等事项交由金融机构自主决策。

　　构建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大障碍。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现有政策性金融体系中独缺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领域，我们有农业开发银行，在支持外经外贸发展领域，我们有进出口银行，在传统“两基一支”领域，我们有过政策性的国家开发银行，在支持保障性住房发展方面，我们还将设立政策性的住宅银行或专营机构。

　　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自身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抵押品来显示信用水平，因而信贷市场经常出现众所周知的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现象，即中小企业即使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也依然无法获得贷款。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探索组建专业化融资担保机构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但在融资担保机构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出现了部分担保机构高息违规放贷、非法集资和从事高风险投资业务等严重问题，使得整个融资担保业的系统性风险逐渐暴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商业性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盈利空间有限；融资担保业务并不真正需要“花钱”，而国家对融资担保机构对外投资的相关规定偏严格，使得其难以获得其他正规盈利来源。

　　借鉴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为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国应大力构建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其一，组建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目前我国尽管有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但其主要服务对象均不是中小企业。我国专门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应有别于现有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宗旨是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型企业发放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政策性贷款，从而有效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在体系建设上，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除中央出资设立外，省级和地市级也可根据需要组建服务于本行政区域内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

　　其二，设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进一步支持、引导商业银行及其他贷款公司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建议参照德国和美国开展政策性担保业务的相关做法，设立或将现有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改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原则上，该机构的担保费率应大大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一般为零或至少在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4以下。为确保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同时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该政策性担保机构开展贷款担保业务的具体做法可以考虑三种：一是原则上不得对一定限额如500万元及以上贷款提供担保；二是对限额以下的贷款提供相当于贷款总额75％的担保；三是对50万元及以下的贷款提供85％～100％的担保。

　　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无论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还是加大自主创新步伐和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都离不开创新型金融服务的大力支持。推动科技、金融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现行商业银行体制与新兴产业发展尤其是其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传统信贷融资方式难以有效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小企业一般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具有轻资产或有形资产少的特征，自身缺乏足够的可供抵押资产，这对其利用银行贷款构成了严重制约。第二，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的高新技术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类企业取得商业成功并走出“死亡谷”之前，商业银行一般难以科学、准确评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从而难以作出信贷决策。第三，中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一般不成熟，其“高风险、高收益”特点与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安全性、流动性”的经营准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同时，我国现行金融分业经营的管理体制导致我国不同类别金融机构对高成长性企业融资服务的“收益—成本”非常不对称，尤其是商业银行无法分享高成长性企业潜在的高收益又要承担承担较高的信贷风险，从而严重制约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创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对直接投资于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具有积极性，但其服务覆盖面又明显不足。

　　近年来，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扶持股权投资业发展，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方式，设立政府专项发展资金，等等。实践中，这些政策措施尽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力争突破分业经营体制下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模式，建立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相融合的新模式。

　　首先，建议先行先试，探索组建类似美国“硅谷银行”、具有综合经营性质的准全能型金融机构（如“××科技银行”）。该银行其既开展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也直接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既获得贷款利息收入，也有可能在投资退出后获取巨大投资收益。建议在广东、浙江和北京等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科技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科技银行试点工作。

　　其次，鼓励、支持组建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该公司通过设立不同类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开展直接投资、贷款、风险投资、融资担保、资产管理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综合性金融业务，推动地方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在满足实体经济特别是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的同时，也可获得比单纯信贷业务更高的综合经营收益。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与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