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覃澈

　　从最初意气风发，到如今黯然失色，万宏伟和深圳红钻足球队坚持了6年后，最终只留下一声叹息。这支球队的遭遇，既是一个反常规计划的彻底失败，更折射出了中国足球商业化的困境。

　　2014年7月15日，深圳宝安体育场，中国足协杯，深圳红钻对阵山东鲁能。

　　在深圳红钻队员们出场的那一刻，全场哗然。队员们手拉写有“请求政府足协帮助，还我血汗钱”的横幅，开场哨后，更是全部背对对手，面向本方大门静默一分钟。他们是以这种无声的方式，向俱乐部表示愤懑和抗议。

　　10天后，深圳某高尔夫球场。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万宏伟推了推眼镜，无比感叹地对《商界》记者说道：“谁也没想到啊，我们居然会走到这一步。”

　　这本是一家足以在中国足球史上留名的球队——中超联赛元年冠军、亚冠第三名……谁也不会想到，这支战绩卓绝的足球队会在数年之后，以这种令人唏嘘的方式来维持自己最后的尊严和利益。

　　深圳往事

　　“后悔过么？”

　　“不清楚。但内心知道自己不能当深圳足球的罪人。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

　　——不当罪人，是万宏伟最强烈的念头。从球迷变身为深足掌门人，正是这一念头让他做出了当初的选择。

　　2008年底，从深足俱乐部前任投资者新泰顺公司手中接管球队一个赛季后，深圳市足协宣布，不再继续接管。这意味着，如果没人接手，深足俱乐部就不得不面临被解散的结局。

　　业界传言，深圳市足协在托管球队的这段时间里，亏损了近千万元，如此巨大的消耗让足协难以承担。而这种惨淡状况也让无数投资者望而却步。2009年初，一家有着外资背景的公司曾意欲接手，但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最终还是放弃。恼火的是，此时已是2月下旬，距离中国足球联赛注册日期仅有不到10天时间。如果逾期还找不到投资方，深足将彻底退出联赛的舞台。

　　危急关头，担任新加坡某私募股权基金大中华区合作人的万宏伟站了出来。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河南商人，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手深足！

　　“我无法忍受俱乐部解散。”采访中，万宏伟数次流露出对深足的感情。此前作为该球队的忠实球迷，他经常到现场为球队助威，甚至在俱乐部寻找投资方时他还友情帮忙，担任财务顾问：“我希望为这支球队做点什么。”

　　当然，除了情怀外，其中还有商业地考量。当时有朋友对万宏伟分析，经营俱乐部其实很容易，球队能带来赞助商，在养活球队之余更能借助这个平台传播品牌。

　　2009年2月，万宏伟和自己占股90%的深圳市南金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分别以1100万元和9900万元，按照一比九的比例全资收购了深足俱乐部。正式入主深足的万宏伟豪情万丈。在第一次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他面对球员和球迷们大手一挥：“一定将深足打造为国内最强大的俱乐部！”

　　为了彰显决心，他从上海申花和天津泰达等国内传统强队租借了毛剑卿和巴尔克斯等知名球星以提升球队实力；同时还邀请了在中超公司任职的李虹，以及中国足坛第一职业经纪人张桐坡等行业资深人士在俱乐部担任要职，用他们多年的经验来重塑俱乐部。

　　尽管此时的万宏伟雄心勃勃，但他深知，自己的私募业务难以和足球形成良性循环——私募业务不断给深足输血，而深足带来的品牌效应却很难在商业模式较为封闭的私募业务上变现。只有成立一家涉及地产、汽车、IT或快消品等面向大众消费的实业公司，才能持续有效地为球队输血，同时将球队带来的品牌效应反哺给实业，进而真正实现球队和公司双赢。

　　实际上，对比许家印、王健林和宋卫平等大佬通过实业进军足球的常规路径，万宏伟通过足球派生出实业的构思着实另类。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创下了中国足球商业化的一个先例。

　　玩不转的足球

　　2009年9月，深圳红钻公司宣告成立，深足正式更名为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

　　这是万宏伟涉足实业第一步。为了让俱乐部不再“四处拉赞助”，他的商业规划很明确：红钻足球队和红钻公司之间通过自我冠名、自我经营和自我造血，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对于缺少实业经验的万宏伟来说，地产和汽车等领域门槛太高，红钻实业究竟能做什么？

　　最初，万宏伟将方向定在手机上。红钻坐拥深圳的产业优势，做手机相对容易，同时能通过印制球队Logo以及预装球队软件，让球迷和球队紧密联系。但遗憾的是，2009年正是苹果手机当道之时，消费者对国产手机并不热衷，这个计划只得遗憾取消。

　　实业尝试的受阻，让万宏伟感到了一丝不安。接手球队才数月时间，他已从私募基金抽调5000多万元。如果实业一直无法和俱乐部互哺的话，他只能无休止地贴钱运营球队。

　　此时的深圳红钻所有资金来源，除了万宏伟的5000万元外，只有当年来自足协的150万元分红。资金来源有限，实际开销却如同拧开了的自来水龙头。

　　深圳红钻俱乐部总经理李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主场比赛租借深圳当地体育场，租借费用在7万元左右；比赛时需要聘请上百名安保人员，价格大概在15万元左右；再加上球童、工作人员等费用，总计需要花费近30万元。这还仅是业内普通水准。实际上，一场比赛花费上百万元的球队比比皆是，北京国安这样的大牌俱乐部仅安保费用就耗资近70万元。

　　一场主场比赛就需开支30万元，更何况日常租用训练场、支付球队薪水等花费？为了缓和资金压力，万宏伟在寻求新的实业项目时，开始竭力寻找赞助商。

　　然而，当时的中国足球混乱多年，球迷们都失去了信心。此时的万宏伟悲哀地发现，球迷们不仅不再买票到现场观看比赛，就连电视转播都不想收看。没有收视率，电视台自然不愿转播球赛，最悲惨的时候甚至要球队倒贴钱请电视台转播。

　　事实上，在国外成熟的足球市场中，球赛门票、转播版权和广告赞助是一家俱乐部的三大收入支柱。断掉转播版权和球票两大收入支柱后，红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广告赞助上。

　　众所周知，球队赞助往往分为两种：冠名赞助和球衣广告。相对球衣广告，投资商更青睐具有口头传播效应的冠名赞助。由于这种赞助往往费用更高，动辄数千万元，也让不少俱乐部乐于接受。

　　可是，这条路已经被万宏伟自己堵死。

　　不得不说，万宏伟当初“自我冠名”的决定操之过急。尽管这种方式能让外界迅速得知红钻，但由于此时的红钻实业根本还未找到具体的商业项目，球迷们即便知道红钻，却不清楚红钻究竟是什么。品牌之下没有具体的产品，自我冠名的广告效应自然无法变现。

　　更尴尬的是，由于近几年来深足成绩低迷，加上俱乐部投资人更换频繁，并不被外界看好。球衣广告也很少有人问津，红钻不得不面对“裸奔”的窘迫局面。

　　一时间，赞助成了万宏伟最为头痛的事情。

　　不当罪人

　　如果说没有赞助商和实业支撑，让万宏伟倍感压力，那么当时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则让他有了“足球玩不转”的想法。

　　2009年的中国足球正处于“假球”高峰期。赌球风波影响着每支球队：抱着钱箱联系球队的庄家、在球场上乱来的球员、左右比赛的裁判……

　　“太黑了！”万宏伟几乎每场比赛都会到球场进行监督：“足球就是场游戏，游戏就要遵守规则。现在连规则都没了，还怎么玩？”备受困扰的他开始厌倦足球，甚至有了退出的念头。

　　转机来自2010年。中国足球反赌扫黑风暴拉开帷幕。南勇、谢亚龙、申思、楼世芳……从足协高官到俱乐部经理，再到曾经叱咤风云的球星都无一例外地纷纷落马，中国足球打黑风暴刮向了业界每一个角落。

　　打黑让万宏伟看到了曙光。同时越来越多的广告主也看到中国足协重振足球市场的决心，纷纷开始有所投入——好时代似乎总算到来。

　　2010年5月，深圳红钻和贵州茅台签下合作协议。贵州茅台旗下保健酒业务以上亿元的巨资，购买了为期3年的深足冠名权和队服胸前广告，深圳红钻正式更名为深圳茅台红钻足球俱乐部。

　　更让万宏伟兴奋的是，此次合作也让红钻实业在沉寂半年后，终于运转起来。不久，红钻和茅台联合推出了价格不菲的茅台红钻养生酒，由茅台提供产品，深圳红钻进行营销推广。

　　“傍上大佬”的红钻实业随即实现了自我造血。价格近万元的茅台红钻很快为红钻实业带来不菲利益，仅唐山地区就在短短数月内卖出6000多瓶，甚至在全国范围一度卖断货。

　　茅台的投资加上实业的初战告捷，让万宏伟信心倍增，更让他有了为足球俱乐部“输血”的底气。2011年，深圳红钻对外宣布：世界名帅特鲁西埃将担任俱乐部主教练，率领球队征战中超联赛。

　　邀请特鲁西埃，有着多方面考量。从球队角度出发，他能为球队带来实质性提升，同时能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优秀球员的加盟；而从商业角度出发，这次合作则能为红钻吸引更多的赞助商，带来具体的利益。

　　重拾信心的万宏伟，希望自己能成为深圳足球的英雄。2010年初，许家印曾找上门来坦言希望收购红钻俱乐部，但得知恒大意欲将俱乐部迁到广州时，万宏伟断然拒绝：“根都不在了，还能叫深圳足球么？我这不成罪人了？”

　　红钻梦碎

　　正当万宏伟意气风发之时，风向突然又变了。

　　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波及全国高端餐饮以及奢侈品市场。此前万宏伟最为依赖的红钻茅台养生酒，也因为高端的定位和高昂的价格，而被市场抛弃，销量直线下滑。

　　“这是个意外，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个情况。”

　　是意外么？未必。其实自从和茅台合作开始，万宏伟在实业道路上就逐渐出现了偏差。万宏伟所打造的“金融投资，转向实业，反哺足球”商业模式并没有错。单靠金融投资确实无法持续稳定地运作足球俱乐部，但在实业运作模式上，红钻却选择了和同行者恒大、鲁能等俱乐部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实业发展中，广州恒大一直坚持打造自己的品牌，无论是房产楼盘，还是快消品，都是以“恒大”命名。而红钻在手机尝试失败后，并没有马上开发属于自己的实业产品，而是选择了和茅台进行合作。

　　茅台的品牌影响力诚然会对红钻实业带来积极影响，但这种合作方式却让红钻受制于人。比如，“茅台红钻”这个品牌名称，让消费者记住的是茅台，而非红钻，甚至会被误解为这只是茅台旗下一个系列——就像飞天茅台一样。

　　显然，这和万宏伟初衷相去甚远。但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得将鸡蛋全都放在这样一个篮子里。

　　八项规定带来的影响，给了红钻实业致命一击。2013年6月，为了应对日趋紧张的资金链，万宏伟不得不决定，缓发球员薪水。

　　延发工资，已成为足球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常态。但通常而言，这个期限往往仅在1个月内，最长不能超过3个月，否则球员将自动与球队解约，恢复自由身。万宏伟本来有两三个月喘息的时间，但意想不到的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突如其来。

　　2013年7月，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被原球员、教练惠家康、雷永驰和王宝山等9人索赔，要求支付共计360万元欠款。原来，当年深圳足协在托管球队时，因为亏损严重，欠下俱乐部690万元薪水，而随着红钻成为新东家，这笔欠款自然落在了万宏伟身上。

　　“真的是无辜啊。”万宏伟深深地叹了口气：“这笔钱根本不是我们欠的。”

　　尽管不得不担负这笔欠款，由于实业的萎靡，万宏伟只能将支付日期一拖再拖，事态愈发恶化。原本计划给现任球员“拖一个月再发”的薪水，也因为资金迟迟到不了位，期限无限延长，甚至在2014年已过半的情况下，俱乐部只发了一次薪水。

　　“我们不会再信任万宏伟的话！”愤怒的球员将万宏伟视为骗子，在屡屡讨要薪水未果后，球员们选择了拉横幅示威、寻求司法介入等方式来追讨欠款。

　　实业萧条、欠款压力、球员“反叛”……带着一长串的问题，深圳红钻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管与不管？

　　“要是足协把欠我们的那690万元还了，你说还有这些事么？”沉默良久后，万宏伟突然反问起记者来。

　　从接手深足至今，万宏伟已经摸爬滚打了6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先后砸入3亿元人民币却换得如此下场，自然很是郁闷。

　　采访中，万宏伟曾流露出对足协的不满。在他看来，对方不但让自己背负了莫须有的债务，更是对球队不闻不问。其实，包括万宏伟在内的国内多家俱乐部老板对足协的不满由来已久，甚至将矛头直指中超公司。

　　2005年，为了保证联赛更为市场化，中国足协携手16家中超俱乐部共同投资200万元组建了中超公司，其中足协出资72万元，占股36%，其他俱乐部每家出资8万元占股4%。而每当年末，则按照该年中超公司和赞助商所签订的投资金额，在减去开支后按照比例分红。

　　但是，在业界看来，这家负责中超赛事商业发展的公司，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怪胎。它看似足协为了将部分权利分给俱乐部而组建，但实际大权还是由足协掌控，绝大部分利润分成也由足协获得。

　　“每年都是中超公司分走几千万元，每家俱乐部就几百万元，甚至更少！”谈及中超公司时，万宏伟颇为无奈。2007年，中超冠名赞助商金威啤酒，因为和中超公司发生分歧，最终选择用啤酒来抵还部分赞助费。这一做法的结果是，那年几乎每家俱乐部仓库中都堆满了700箱啤酒。

　　一边是行政体制，一边是市场化运作，在向足协讨要债务的过程中，万宏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比纠结的怪圈——两种游戏规则混在一起，也就没了规则。讨债至今无果。

　　“又要应付足协，又要寻求活路，小球队要在国内联赛生存真的不容易。”归根到底，足球是个金钱游戏，很大程度上就是比谁的钱多。谁有钱谁就能买到最好的球员，吸引更多的球迷和媒体报道，产生更多的广告价值，而没有足够资金的球队只能惨淡度日。

　　2010年，恒大集团的介入为中国足球打造了一个成功模板，但其三年烧掉7个亿的大手笔，却远非红钻这样的中小球队能玩得起。

　　那么，中小球队该如何生存？在万宏伟的构想中，最适合中小球队的经营方式是网络化服务。

　　实际上，网络已经成为球迷和球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欧洲的足球俱乐部通过网络聚集了海量的球迷，并时常在网上召集球迷参加球队的线下活动。活动中俱乐部老板和球员基本上都会出席，这种零距离的交流，必然会使球迷成为俱乐部的忠实拥趸。“当你拥有了数万个忠实球迷的话，只要通过网络整理球迷资料，自然有了巨大的商业空间。”

　　可是，这只是万宏伟浮在半空中的构想。摆在他面前的残酷现实是，红钻已然油尽灯枯，只剩下股权转让这唯一的活路。接受记者采访前的半个月里，万宏伟多次风尘仆仆地赶往广州和珠海等地，期望有企业能够接手俱乐部。

　　采访末尾，他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对方能给我剩点，我有管理经验，就算当个管理人员也好，至少还能留在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