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舜

　　中纪委八月份的“打虎拍蝇”孕育了一个新闻热词：山西官场地震。八月份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的领导干部中，最受关注的是在8月23日～29日之间通报了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其中4名都是山西官员。据统计，目前已有1正7副8名省部级“山西系”官员被查。山西因此成为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一个问题呼之欲出：山西的腐败何以至此？

　　媒体梳理山西十年政商纠葛史，发现多数腐败案与煤炭有关，即所谓官煤勾结。其中暴露的买官卖官、循私枉法等现象令人惊讶，以至于有些官员进入不了上述腐败的政商“朋友圈”都很难得到提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说，“山西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决非空穴来风。

　　一个贪腐官员背后，往往是一整串官商利益链。不法商人对官场的渗透与腐蚀只是其中一面，腐败的另一面还在于部门权力的过于集中和为所欲为。有煤炭业内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举例，近几年，很多文件被层层加码，省里面出5条，到市里就成了7条，到了县里就演变成了9条。与此同时，监管煤矿的权力又被逐步上收到市里和省级部门，这反而增加了实际监管的难度，监管往往沦为有些腐败官员的“自由裁量”，我们知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过于集中，也使得腐败的土壤更加肥沃。山西煤炭资源管理出现问题，也暴露出当地在重大资源管理、制度方面存在漏洞，打虎之后还应设法弥补相关的制度漏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腐败和我们政府的信誉水火不容。对于山西的腐败现象，中共中央果断亮剑，这可以视为山西重建清明的官场新秩序的重要转折点。而且我们看到，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一上任就强调，要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根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和条件上狠下功夫。

　　官商勾结自古以来都是腐败的常见形式，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公权力往往掌握着商人的生杀大权，而官商利益输送、各取所需，能让商人获得暂时的保护伞。要破解官商勾结，关键还在于规范权力的运行，“权为民所用”，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让商人得到比腐败官员更大更有效更长久的保护伞——法治。千百年来，中国商人都有畏官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权力有时会凌驾于市场，而这有待于现代法治的约束。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反腐由治标转向治本的枢纽正在于此。

　　对官员的监督，除了党纪国法，还应加强政务信息公开，让权力真正地在阳光下运行，以进一步挤掉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还应继续拓宽和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让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成为防腐和反腐的有力援助。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应该相信，在法治框架内，辅以良好的监督机制，让市场说了算而不是市长说了算，官商勾结将越来越没有空间，因为在此情况下，官商勾结将不再必要、不再可能、也不再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