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阳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再度让医患矛盾激化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不过，对于以多供给主体来增加医疗服务，近期政府和社会层面都出现了一些尝试，有两个例子，一是一些医生自由执业和自主组建“医生集团”，二是外资医院正在尝试在一些省份全面推开。

　　 据媒体报道，现在有一些医生走出“体制”，放弃亦算高薪的事业编制中的职务，成立经纪公司，聘用和组织医生从事自由执业，进行公司化经营。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的确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医疗服务提供者多元化，除了公立医院之外，也出现更多的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医生，发展更方便民众就医的社区性小诊所，在彼此之间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应该把行医资格与特定医院捆绑起来，束缚医生的自由。

　　 当前公立医院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行政性的职称、级别和内部工资规定的存在，医生的收入难以反映其诊疗水平，不能体现医生作为久经训练的专业工作者的特性，导致医生失去改进服务动力，同时始终处于压力之中，造成医生与患者的双重焦虑。而且由于医院陷入“以药养医”的制度惯性，导致民众医疗开支居高不下，却又买不到相应质量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放开管制，鼓励医生自由执业，既可实现医生个人价值也可满足患者需求。

　　 与此同时，商务部网站今天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七省市试点，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方式设立外商独资医院。虽然有专家说，外资医院的服务对象可能不是普通百姓，但这可能是指这些医院或许会收费较高，而不是指专以在华外国人为服务对象，那也不具备操作性。

　　 就像在铁路投融资领域，当前一些省市因民间资本投入动力不足就尝试引入外资一样，外资医院可能被视为增大医疗供给的一个源头。外资医院可能收费较高，但提供给医疗消费者更多选择权，让较高收入消费者可以得到差异化服务，形成高端与低端服务相配合的市场，缓解当前千军万马挤公立医院的困境。但是困扰民资和外资医院的困境将是相同的，目前仍存在的公立医院的一家独大地位，包括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享受的优待，使得外资、民资医院都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医疗市场主力，发挥出“鲶鱼效应”。总之，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是当前医疗供给端改革的首要难题。

　　 随着民众收入上升和对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医疗需求日益巨大，但高质量医疗供给能力难以跟上，这是导致当前医患矛盾频发的根源。个体、公司性医院的出现可以增加供给，其与民众更平等的地位，也可培育公众对医生有限责任的认识，通过和平诉讼方式解决医疗事故纠纷，减少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医疗费用支出方面，政府责任也丝毫不能松懈，应该将各个医保体系相统一，同时采取措施增加医保出资，避免医保高结余现象，提高报销比例，让医保既覆盖全民又有较高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增加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医保机制由社会共担医疗费用，强化政府出资责任，方可望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