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傅蔚冈

　　中国之所以要实行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不知道市场主体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它能决定一个城市需要多少人口呢？

　　 差别化落户似乎已经成为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主题词了。今年国务院通过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2014-2020》中，专门有一节内容讨论“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强调“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6月30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也提出“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为什么要实行差别化落户？有关方面经常提到的一点是特大城市的承载力要比中小城市差，如果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加，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城市病”，最终无法可持续发展。

　　 在论证大城市的所谓承载力问题时，很多人往往将这些城市的一些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和全国或全球进行对比，然后得出大城市承载力已达到极限、人口不能再增加的结论。比如《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就指出，北京人均水资源为119立方米，远低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联合国[微博]重度缺水标准。

　　 不过梁建章[微博]和黄文政等人的研究表明这用来证明北京因人口太多导致人均资源过少的所谓最有力证据完全是刻意的误导，因为报告引用的标准适用的并非城市。在相同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下，水资源量与土地面积成正比。北京市域虽然涵盖了大片农村，但人均土地面积不高，人均水资源量自然很低。

　　 如果真要把国内特大城市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进行比较，其参照物也应该是相同类型的城市。有研究人员指出，世界上无数大城市的水资源占有量都远低于北京。城市国家新加坡，人均水资源也只有113立方米；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85%的用水需要从外地调入，而北京目前调入的量为8%。

　　 如果不算自然资源而计算各种公共服务，那么这些大城市的指标就好看得多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2年中国每千人中卫生技术人员为4.94人，但在北京这个数字则为9.48人，上海为6.21人，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技术进步，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会越来越少；而大城市的人口集聚也会产生更多节能技术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北京为例，尽管人口在2000到2012年之间增加了50%，但由于各种节水措施的实施，北京用水总量却从40.4亿立方米降至35.9亿立方米。

　　 所以，说大城市因为承载力有限而需要限制人口并不成立。不过在我看来，差别化落户政策之所以不可行，并不仅仅因为前提要件不成立，更为重要的是实施了之后会给整个中国经济体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这是因为差别化落户政策会阻碍劳动力在全国市场的自由流动。在目前的差别化落户政策下，各个城市都对落户门槛设定不同标准。假如说一个人来到一个城市后不再移动，这种标准尚有一丝合理性。问题在于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城市终其一生。

　　 在目前社保等公共服务无法全国统筹的情况下，所谓的差别化落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剧社保的碎片化现象。如果一个人在上海工作了6年，即将获得上海户口，突然获得了广州的工作机会，你说他该怎么办？如果去广州，此前在上海所缴纳的社保就前功尽弃，但继续待在上海又可能丧失更好的工作机会。你说这种落户标准到底是促进了就业还是阻碍了就业？

　　 既然是差别化落户，就会涉及不同城市的落户标准。这个落户标准最终是由政府来决定的。问题是政府能知道这个城市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吗？目前中国市场蓝领工人匮乏，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过去10年中的普通高校大跃进，将大量的大专升格为本科，而中等专业学校却大幅度削减。

　　 中国之所以要实行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不知道市场主体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既然政府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它能决定一个城市需要多少人口呢？从这个角度而言，说差别化落户可能是海市蜃楼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