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努力。董辅礽教授是有突出贡献的一位。下月是他去世十周年祭日，重读董辅礽，还是有历久弥新的感觉。

　　1978年7月，董辅礽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小生产的方法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率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提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观点。

　　在董辅礽看来，国家所有制很难解决生产资料的合理管理和有效使用问题。一是企业成为各级政权机构的附属物，难以实现独立的经济核算；二是以政代企，决策往往从政治需要出发，决策者不承担风险，常常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三是企业领导只按上级行政组织的命令行事，不问经济合理性；四是企业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经营好坏与其利益无直接关系。这种体制不仅导致产权主体虚置和产权关系模糊，而且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长官意志”，等等。

　　董辅礽举例，有个工厂为了给引进设备进行配套，需要向国外补充订货，单单办理申请手续就耗费了9个月时间。上海华光啤酒厂要进行一项工艺改革，可轻工业部对改革报告批复，在各行政部门办公室里转5个多月的时间，才由市轻工业局下达到工厂。沈阳重型机器厂要盖一点宿舍，申请书经过了11个机关审批，盖了24个图章。

　　30多年前的文章，现在还有现实意义。我们不断提出简政放权，让微观主体释放内在活力，但改革过程还是很难，与管制思维根深蒂固是分不开的。

　　董辅礽的主张在实践中几乎都得到了应验。早在1981年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混合经济。上世纪80年代初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就像一盘八宝饭，“是一种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相结合的经济”，糯米是主要成分，但少不了红枣、莲子等。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强项和弱点，所以多种所有制要长期存在。90年代，董辅礽又提出按照企业的功能，分类改革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要有序退出，应该保留和发展的国企按不同类别（如公益性、政策性、垄断性、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等)进行改革。

　　十年前董辅礽写了最后一篇文章《守身为大》，本报今天在评论版重刊，纪念这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