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评论员

　　针对食品安全，各方力量寻找到共同目标，明确共同责任，才可能汇集共同的智慧，贡献共同的力量。作为公共利益的领头者，政府能够与各方共治力量沟通合作，让治理理念和方略真正得到更多的内心认同，从而让促进社会共治的号召动员转化为追求社会善治的自觉行动

　　 在近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被很多人视作最大亮点的，是明确强调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针对百姓关心、政府重视的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共治理念的提出，确实有其历史进步性。至少，这种治理思路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是契合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政府单一的监管力量显得有些势单力薄，而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治理，无论从节省成本还是促进成效方面，都让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未来更加抱有希望。

　　社会共治是路径，社会善治是最终目标。

　　多数学者认为善治的核心思想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需明确一点，利益的产生和界定有其时间和历史局限性。以食品为例，现阶段，安全性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重要利益。如果若干年后，安全性得到充分保障，那么其他内容（如营养性甚至可口性）可能成为新的公共利益。

　　回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话题，要达到善治，与其相应的公共利益是什么？在中国这个大区域内，它应是大多数人需要的舌尖上的安全。

　　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是一句空话，它的主要主张和捍卫群体是谁？政府或国家组织，作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自然应该承担起公共利益的主要倡导者和捍卫者责任。

　　强调政府的作用，并不否定社会共治的理念。相反，只有认识到公共利益和政府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如何通过社会共治实现社会善治。善治只有在诚信、责任、合作中才可能实现。

　　食品涉及企业的商业利益、个人的健康利益、国家的政治利益等，需要多元相关主体的参与和贡献。此次法案修改中提及的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恰恰是在建设社会诚信与责任方面的重要力量。

　　就个体层面而言，我们需要每一个消费者身体里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为道德诚信大厦的重建贡献自己所能。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权力地位高、经济条件好，可以消费高品质或安全食品，可能会盲目认为食品安全虽涉及公共利益但与己无关。但是，当食品安全危机破坏社会诚信，受害者通过报复社会表达自己的无奈与愤怒时，恐怕远离不安全食品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人利益不会受损。

　　行业协会和媒体也会面临私己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是单纯维护自己这个圈子的舒适安逸，保护好私己利益，还是在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方面添砖加瓦？这需要有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眼光，要意识到，公共利益与协会利益其实是相对一致的，不存在对立冲突。

　　食品安全涉及社会多方力量，而它们的协同合作也更可能让食品安全治理开花结果。而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倡导和维护公共利益无法马上给自己带来眼前利益，甚至会程度不一损害私己利益，此时，社会善治如何实现？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隔离甚至对立。殊不知，现代社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更多情况下是捆绑在一起的。公共利益的损失，也会带来个人利益的损失，虽然有时这种影响不会立竿见影。

　　一个安乐幸福的社会当是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最大程度的融合。针对食品安全，各方力量寻找到共同目标，明确共同责任，才可能汇集共同的智慧，贡献共同的力量。作为公共利益的领头者，政府能够与各方共治力量沟通合作，让治理理念和方略真正得到更多的内心认同，从而让促进社会共治的号召动员，转化为追求社会善治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