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牛娟娟

　　本报北京1月8日讯 记者牛娟娟报道 1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金融学会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副行长潘功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等出席研讨会，并就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发表演讲。

　　潘功胜在学术研讨会的演讲中表示，早在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前瞻性地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借助生态学理论，探讨金融改革发展和外部信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此后围绕金融生态问题而展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对于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展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及风险管理预警机制。从这些角度讲，建立一个规则公平透明、市场主体多元、竞争充分有序的金融生态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从金融生态角度看，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融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权责明晰、激励相容的内生信用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市政债是由市政当局的市、县、郡政府发行。按照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中国的市政债也应由市级政府发行。

　　潘功胜表示，在实践中有主张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代替下级政府发债的情况，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和融资行为，但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由上级政府代为发债，实际上隐含了上级政府的担保，本质上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信用背书，这会造成各个市、县的信用好坏难以区别，制约金融市场的定价、筛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违约风险也得不到及时暴露，市场信用机制会被扭曲，市政债会变成单纯的融资工具，与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区别，金融市场约束力强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市政债市场也难以健康发育。从事权与支出责任、资金使用和债务主体相一致出发，未来市政债的发行，主要应承担城镇化建设事权的市级政府，让真正使用资金的城市自主发债，使发债主体和偿债主体真正一致。另外，还要强化财政纪律约束，健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探索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在偿债责任上坚持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不兜底的原则，对超过债务警戒线的高风险地区，限制其一般性行政支出和再融资。同时要完善金融市场约束，强化充分信息披露和市场化定价机制，健全市政债的评级体系。要真正规范政府融资行为，关键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行为真正转到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推动可持续发展上来。

　　李扬表示，根据周小川提出的“金融生态”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04年起开展了对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的研究工作，构建了中国金融生态检测体系，并连续发布多份年度报告，在促进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体制机制建设、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运行、探索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推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同时，他表示，金融生态评价正在向地方政府债信风险的评级转化。而在他看来，地方债务问题是金融生态的异化，应继续开展债务治理、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债务约束的预算改革，从产权对策、机构对策、市场对策以及外资对策等方面予以应对。

　　王一鸣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在一些地方存在过度举债问题，需要相应的制度调整以提高中长期可持续性。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图，解决好地方政府、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错位问题，建立与新兴城镇化相适应、与法制经济相匹配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实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市场化、投融资决策民主化、债务管理法制化和融资平台的分类规范化。

　　贾康回顾了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在深入认识金融生态概念的基础上，分别就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政策性融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加强多重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规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高培勇表示，在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和评价地方政府信用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现行体制、机制下，地方政府对地方债存在过度需求，其背后根源是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观；二是地方债的主体以及在举债问题上不负责任。

　　来自国家有关部委、金融机构、科研院校约20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