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孟山

　　 在我们的各级各类大学中，教（学）而优则仕、研（究）而优则仕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已经成为高校通行的法则，并成为反过来加以定位和评价的标准：教授如果在学校没有一官半职，只是个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说明你的教学或学问做得不够好，掏出名片来都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美国高校的生态环境却非如此，甚至可以讲与中国相反，因为美国的大学教师不想当官。去当系主任或院长，在很多教师看来，是在浪费自己的学术生命，繁琐的行政工作，会耽误自身的学术进步。不仅如此，当了系主任或院长，被投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点自找麻烦。所以，美国大学的Dean（主任或院长），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个略带公益色彩的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教授，得有点公共奉献精神。

　　 中美大学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形成此种状况，当然有很多因素，不过，其中最大的因素是这个职位所能掌握和支配的资源。

　　 在中国，泛权力化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最大资源是行政资源，其他社会资源都附着于行政资源身上。这种情况原封不动地表现在了中国的大学身上，比如大学分为副部级大学、厅局级大学等。大学的行政级别表现在大学内部，就会有厅局级的院长、正处级的系主任或院长等等。相应地，大学的各种资源，无论是学术资源，如课题、各类学术委员会、科研获奖、教学名师等；还是非学术资源，比如房子、工资、福利、办公室等，都是根据行政级别或者是否有行政头衔来确定的。

　　 “官者通吃”是大学的一个明规则，只要有了官帽，“几乎”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说是“几乎”呢？因为有了官帽，不一定就有了学问。学问是否增长，跟官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甚至是负相关。这也好理解，一旦当官，坐下来读书写文章做学问的时间自然减少了，能够做到时间减少、学问增加的人，估计只有天才。不过，对于当了官的人来讲，有了官位之后，就有资源组建研究团队，就可以不干活只挂名，各种政府奖项、学会奖项等照拿不误，各种挂名文章照发不误。

　　 但是，美国的大学却并非如此，教师发文章、拿项目、获学术奖项等，跟有无官位、戴不戴官帽没关系。系主任或院长，甚至是学校更大的官，都不能决定教师的各种资源，也不能决定教师的职称变化。教师的学问做得好不好，当官的说了不算，同行评议或教授委员会说了算。其实，由于美国的学术杂志没有版面费，极少利益交换，其声誉颇高，教师的文章发在什么水平的杂志上，基本就确定了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

　　 在事关大学教师最为重要的切身利益方面——职称评定，当官的说了也是不算，甚至没有当官的说话的份儿，还是由同行评议或教授委员会确定。不像中国，当官的不认可，想上职称几乎不可能，因为职称评定委员会中，学校的各级别官员差不多全在其中。正因如此，从中国最高声誉的大学到最不起眼的大学，每年职称评定时都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矛盾，校内散发公开信、到校领导处吵架、网上发表意见书等，都不罕见。这种情况，在当下的美国大学，却极为罕见。

　　 中国的大学教师当官之后，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的所谓研究团队服务，是特别常见的事情。但是，在美国，无论是谁当了系主任或院长，也不能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服务，公私必须分明。否则，你不仅可能被其他教授投诉，而且还面临校方或董事会的调查，真要如此，可就惨了，官当不成，大学教师也做不成。

　　 中国的教授不当官，多数不会觉得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工作的地方，那些当官的才是学校的主人。美国的教授却不这样，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有个历史段子大概可以说明这种心态。1952年，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担任校长。上任伊始，将军在教授们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客气话，表示对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感到万分荣幸。这时，著名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拉比教授站了起来，自负却又不失风度地说：“先生，教授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你才是学校的雇员。”

　　 由上文所述观之，美国的大学教师当然不想当官、更不热衷于当官了。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这是个可以理解并且容易理解的结论，最简单地讲，当官没啥好处，没好处谁当啊！中国的好多大学教师，一旦学术稍有起色，甚至是学术没有起色，就开始忙活当官了。其实，这也是理性选择，因为当官有很多好处，当然要去当官了；因为学术板凳坐得十年冷，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都很高，不如当官的板凳坐上就热了，职称上得快，社会资源多，钱多名誉多。据说，大学要去行政化，或许到那时，中国的学问整体能好点儿。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