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中国政府提出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不少媒体解读为2020年解决3亿人的城镇化问题，但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

　　经我们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三个1亿并不简单等于3亿人。

　　首先，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是指远离原来居住农村的农村户籍人口，这一个目标是户籍上的概念，这部分人群为农民工及其连带亲属，经过我们测算这部分人群的总数在2020年将达到4.22亿。

　　其次，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所涉及的1亿人群比较复杂，这个目标所涉及的是地域上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一部分人群为城市户籍人口，剩下更多的是农村户口人员，农村户口人员中又分为两个组成人群，第一部分为城中村原住民，另外一部分则为农民工。

　　另外，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目标而言，更多还是地域意义上的城镇化，小部分进入城市的人口与前两个目标有所重合。

　　因此，不能将三个1亿人简单加总为3亿人，当中有重合部分，并且其三个层次的城镇化含义并不相同。

　　我们认为，未来城镇农业户籍改造任务到2020年并非只有1亿，而是1.5亿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推进城镇农业户籍人口的户口转变，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为未来相关改革定调，中小城镇将是主要领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可以看到未来对进城务工农业户口人员的户籍改造目标非常明确，2020年将达到1亿人，同时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并不仅仅是建筑意义上的，其中也会连带产生户籍改造的任务，剔除该区域中农民工，还有大量的原住民为农业户籍人口需改变户籍。假设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所涉及的人口中有一半为农业户口原住民，则未来整体户籍改造的任务到2020年将达到1.5亿。

　　同时，我们预计未来户籍改造的推进速度可能为每年1.7%。户籍改造将是长期任务，未来既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推得太慢将影响经济转型的速度，太快则会给当地公共服务造成巨大冲击，教育、医疗等资源将会被部分挤占，也将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就财政压力而言，测算结果显示，如果以每年1.7%的速度推进，头几年的财政压力在6000亿~8000亿元，远低于全额算法的将近2.3万亿元，从量级上看，完全可以通过开征房产税等方法解决。

　　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的户籍改造将释放巨大红利。

　　经我们测算，如果2014年完成相关改革，2014~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头三年对GDP增速的拉动作用将在1%以上，到2020年户籍改革红利对GDP增速的贡献将达到0.91%，也就是说如果GDP增速是7.5%，其中有0.91%的增速来自于改革红利，户籍改革红利对GDP总体的贡献率将达到5%。

　　改革红利体现在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相对于投资的潜力而言，未来消费的潜力更大，主要体现在农民工落户后劳动力报酬的提升以及消费倾向的提高两个方面。从投资和消费的占比变化来看，在整个深度城市化的红利中，投资的占比将从头一年的80%到2020年下降至50%，在结构上可以得到持续优化。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稳定的城市居住和就业预期，将使得原来的农民工年有效劳动时间从9个月上升到11个月左右，从原来一生中的8年上升到30年，而且伴随着持续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会提升有效劳动供给和劳动效率。

　　在此背景下，我们建议投资者在实业投资方向和资本市场上同时重点关注定居型消费、消费升级、信息教育系统、医疗服务以及社保金融卡相关的巨大投资机会。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