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刊

　　[ 尤其是风险共担这个是很麻烦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他最怕的就是风险共担。比如说，客户买了你的，过了几个月，没菜吃了怎么办？相当于这个钱白给了。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担心 ]

　　自几年前中国第一家社区支持农业（CSA）雏形发端于北京后，已有约200个CSA农场遍及全国各地，这种速度在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副主席石嫣看来，“比较快”。

　　作为中国CSA的推动者之一，石嫣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果把全国CSA农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等非传统农业看作是一家公司，那几年间这家公司发展速度很快，现在服务的消费者至少有几十万人。

　　不过有别于日本、美国的CSA模式，中国的CSA在社区消费者和农户风险共担上几乎没什么进展，而这点恰恰是国外CSA模式的要义。

　　上海最早从事CSA模式的一亩田有机农庄总裁张恒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上海所有采用CSA模式的家庭农场、农庄都没有做到风险共担。“风险不大可能让消费者承担，消费者有很多盲区，比如不知道你农户具体情况，所以风险理应由农场农户承担。”

　　“CSA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风险共担，但是上海十几家CSA农场都没做到这一点，他们采用的是预购的方式。而风险共担最关键还是农户与社区消费者建立起信任。”上海耕行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瑞明告诉本报记者。他曾试验过风险共担的CSA模式，但以失败告终。

　　预付替代风险共担

　　食品安全危机让一部分消费者寻找健康食材，而有意生产健康食材的农户却愁销量。因此直接连接消费者和农户的CSA模式、市集、消费者合作社在上世纪日本、瑞士兴起，此后被引入美国，并形成成熟的多种有机农业组织运营模式。

　　中国的CSA雏形也遵循相同的逻辑而生。石嫣今年在北京经营一家“分享收获”CSA农场。“农场与市民互助体现在他们会提前一个季度或一年预付菜费，我们蔬菜种出来后配送给他们，抵扣市民预付费。”

　　关于CSA的风险共担，石嫣举了个例子。“有的家庭一周要三盒鸡蛋，但是母鸡受气候、生殖周期影响，我们鸡蛋供应不上，所以会通过延长消费者供应周期，或产量多时多供应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并非是CSA风险共担，因为消费者并没有承担损失。

　　国内的CSA农场大部分是预付制，即消费者提前预付所订购的蔬菜等农产品费用。“比如说消费者预订我们一百斤大米，需要提前一年预付1200元，收获后我们会给他寄过去。如果大米减产，农场第二年补上，这算不上风险共担。” 贾瑞明称。

　　张恒告诉本报记者，自己的农场在2009年遭遇一场大水，农田基本全淹掉。虽然是CSA农场，“但欠了消费者的菜还是要还的。”

　　风险无法共担

　　做了5年的CSA农业后，张恒坚定认为，CSA农场在农户和消费者风险共担方面做不到。

　　“中国毕竟还是信息不透明，市场体制不完善，而且消费者有很多盲区，他不知道你农户在做什么、怎么做，所以风险还是要由农户承担，让消费者承担不切实际。”张恒说。

　　两年前，贾瑞明和信任他的消费者尝试了风险共担，但效果不好，最终放弃。“当时我预估大米产量是400多斤，但最后没有达到这个产量，让消费者很失望，大家虽然没有直接埋怨我，但是自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没继续做了。”

　　张恒认为，如果风险让社区消费者承担，那企业可能无作为。同时也涉及到企业的道德水平问题。

　　在最近农好农夫市集的“我所理解的CSA”沙龙上，消费者代表焦女士坦承和农户风险共担做不到。“如果纯粹的是买卖关系，我个人是不会去承担的。”

　　沙龙上，梦田农场陈帅俊说：“CSA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这个不一定在我们上海或者是现在这个地方合适。尤其是风险共担这个是很麻烦的，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他最怕的就是风险共担。比如说，客户买了你的，过了几个月，没菜吃了怎么办？相当于这个钱白给了。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担心。”

　　虽然不支持风险共担，但张恒认为农业还是需要社区支持。“我们农户最大的难题就是进社区难，没有免费的停放点。虽然我们在全上海有600家社区允许我们进去，但是不到十分之一的社区愿意免费让我们进，它们要收费，一次要几千块钱，很贵。”

　　信任是关键

　　焦女士虽然不愿意和普通农户承担风险，但她愿意和贾瑞明承担风险，因为信任贾瑞明。

　　对此，贾瑞明也认为CSA的风险共担最关键的正是消费者对农户的信任。

　　“我们也问过消费者愿不愿意风险共担，也有一部分人愿意，但是人数不够多，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所以也做不下去。消费者不愿意与他对这种模式认识不够有关，但最关键还是信任问题，消费者不知道你（农户）的一些信息是真是假。现在的信任只是对你一个基本情况的了解，但更深层次的信任没有建立。”贾瑞明说。

　　贾瑞明认为，信任还是建立在互动上。“消费者通过活动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理念，这样就好办，但现在问题是大家在彼此了解上还不够深刻。”

　　石嫣称，风险共担除了靠日常沟通来建立外，还要提高自身透明度。“比如我们在送往市民的蔬菜箱子里，会有第三方的土壤质量检测报告、生物农药用量等。”

　　贾瑞明也通过生产开放式平台来提高农场透明度。“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参观我们的农场，现在每个周末都有人来，而且长假时我们还会搞些活动。这也是接受消费者监督的一种形式，也让消费者了解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