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谦

　　无论是为了掮客的生意，还是有关“养民兴国”的“主义”，刘鹗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高官受贿行为的基础之上，显然都是非常脆弱的。

　　在晚清纷繁混乱的舆论场上，恐怕没有哪一位名人比刘鹗的经历更复杂的了。由于治水有方、深通洋务，他曾被高官引为幕宾并荐入总理衙门，最终被觊觎中国煤炭的一家英资外企——福公司聘为“华经理”。

　　该公司希望利用他在清廷高层的深厚人脉，在尚未开放的帝国煤井里找到获利的巷口。刘鹗依靠小说《老残游记》和金石巨著《铁云藏龟》赚取的清誉，因为这一经历而沦为一片狼藉。

　　“华经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鹗得到外交官马建忠引荐，坐上了福公司“华经理”的大班椅。他的英国老板此时最为棘手的是，清廷不允许任何外企在中国直接开矿。即便是大清国民申领矿照，也需要官场有力者施以援手，并对官方有所“报效”之后才能如愿。若无长袖善舞的本事，外企很难在这个农业帝国的矿床上打开缺口。

　　对于《大清律》有关中国利权的解读，刘鹗显然是不认同的。在他看来，任由洋人开发中国矿山和铁路，并不见得就会造成利权外溢。相反，闭关自守会造成民气不开，使“愚民”因不了解洋物、洋教而攻击洋人，因外交失利而被迫出让更多利权。只有让洋人“商权入内”，才能避免“兵权所迫”。

　　刘鹗不希望他的买办身份被冠以“汉奸”称谓，以免他在总理衙门的仕途受到影响，所以一直在报刊上撰文为自己辩解和造势。在向山西巡抚胡聘之呈领当地矿权时，刘鹗刻意在禀帖中淡化主题，却用大量篇幅向山西官绅描述借款开矿的利益之丰，力求淡化公众对矿权出让的敏感。当山西巡抚如约向清廷奏请借款办矿时，刘鹗让好友汪康年在自办的《时务报》刊登了这个奏折。

　　刘鹗本人也没有闲着。他在《中外日报》上发表《矿事启》一文，计算了允许外资开办中国矿业的经济账和政治账。他认为，大清矿产丰富，与其让那些胼胝小农一锤一凿地零敲碎挖，不如让器精技良的外国人开采。办矿筑路的资本虽然取自洋人，但后者用工、用料、购买土地，不仅可以“御各强兵力之侵逐”，而且能使各产业间“辗转相资”，“开通风气，鼓舞农工”。

　　换句话说，引进外资不但不应受到责难，反而是“忠君爱国之急务矣”。他撰文批评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各地绅商只知空谈“利权”，不愿“核实”国家利益之所在。

　　为了躲闪《大清律》对外资办矿的严格禁令，刘鹗先后代福公司出资，在山西和河南组建了两家公司，并分别命名为“晋丰公司”和“豫丰公司”，以显示开放矿业市场可能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好处。鉴于自己任职于总理衙门，不便直接出面，两公司都由刘鹗亲友充当“白手套”。它们假意向福公司借款开矿，在取得矿业权后转给福公司“接办”，以虚假的中外合作关系蒙混清廷。

　　但是，山西晋丰公司被人看出了端倪。来自当地官绅和晋籍京官的交章弹劾，说刘鹗贿赂山西巡抚胡聘之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联合出卖山西利益。军机大臣刚毅甚至差点以卖国罪名将其送上菜市口。

　　刘鹗虽然最终无恙，但被赶出了总理衙门，福公司也解除了他的华经理职务。不过，他在河南的行动却取得了进展，豫丰公司顺利取得了焦作一带的采矿权。该公司声称向福公司借银1000万两白银“认办”河南矿务，但事实上福公司的资本总额才2万英镑（约合15万两），豫丰公司的账面上也只有600两。

　　有趣的是，尽管刘鹗对外资办矿持开放态度，但却独爱于英国。

　　亲英憎俄

　　事实上，英国此时已经继夺取香港岛和新界之后，把整个长江流域视为独占性的势力范围，并且对中国海关、税收、铁路和金融控制最多。但在刘鹗看来，这些都没有沙俄危害中国之大。后者没有在八国联军战争后及时退兵，而且正伺机夺取东北。

　　1902年，英、日两国基于共同利益，决定结盟对付沙俄。刘鹗获知这一信息之后，在当晚日记中欣喜地写道：“知英日联盟，中国之大幸也。”为彻底消解俄国争取东北矿权的努力，他还希望获得日本人支持，开发东三省煤矿资源，以商业利益拉拢日本一起拒俄。

　　日俄战争发生以后，刘鹗每次听到俄国战事不利，就会“闻之甚喜”，何况他的利益已经与福公司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刘鹗在1904年的日记中写道，由于俄国战败，英国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开始走强，他自己持有的股票终于“复至十八个半先令”了，“喜甚”。

　　作为在财经领域讨饭吃的买办和商人，刘鹗把在中国市场占有极小份额的沙俄视为超乎英、日等国的大敌，把前者的侵略无限放大，不惜将主权让与后者，甚至将利权外溢视为养民兴国之举，无疑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特殊”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其“爱国”言论的正当性。

　　为了规避经济民族主义舆论可能带给自己的政治风险，刘鹗试图在清廷高层获取支持，因为舆论能毁了他的名，朝廷却可能要了他的命。

　　第一个进入刘鹗视野的是他的江苏同乡——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后者是两代帝师、士林领袖，对光绪皇帝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但不幸的是，翁同龢一贯以“清流”自诩，对刘鹗有关引进外资发展中国矿业的言论并不认同。

　　在他看来，刘鹗帮助外国公司介入矿务并为其谋取修筑运煤铁路的权利，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在当天的日记中，翁同龢写道：“（刘鹗）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他鄙夷刘鹗的行贿之举，所以“记之以为邪蒿之据”，不但没有答应这位江苏同乡的要求，而且把他赶出了府邸。

　　在小说《老残游记》里，气急败坏的刘鹗对翁同龢的“清高”进行了嘲讽。在他看来，贪官固然可恶，但清官更为可恨。“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刘鹗把翁同龢反对福公司开矿办路之举视为“误国”，事实上也是在有意为自己辩白——无论于公于私，买办都对大清帝国有益无害，无关“汉奸”。

　　长袖善舞

　　和翁同龢对刘鹗报以冷眼不同，其他高官却对手携重贿的刘鹗青眼有加。

　　1901年，刘鹗把自己的学生丁问槎推荐给肃亲王善耆做了秘书，并由后者引荐，以两件昂贵的青铜器——“‘九如’一座，‘绾绰眉寿卣’一具”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祝寿。他还借助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徐次舟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成功说服了李鸿章答应“向庆邸（庆亲王奕劻）说项”。奕劻后来又向刘鹗索要了30万银圆，福公司出资修建的运煤铁路——道清铁路很快就建成通车了。

　　其实，刘鹗并不知道，李鸿章早在两年前就秘密致函福公司大股东罗士加尔勋爵，对该公司在中国的活动表示支持。尽管他跟刘鹗一样，把这件事视为“益国益民之计”和突破“旧党”阻挠、对外“开放门户”的机会，但并非完全出于爱国公心——李鸿章曾通过汇丰银行向罗士加尔汇款4203英镑（约为4万两白银），要他代购福公司的股票，后者也一直在向他通报该公司的财务情况。

　　另一位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王文韶也被刘鹗征服了。王的子侄王稚夔和王钧叔兄弟俩都得到过刘鹗的贿款，王文韶的孙女婿高子谷是刘鹗的妻舅兼生意伙伴，自然也愿意代为请托。刘鹗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带着万金支票找到高子谷和王钧叔，就福公司修路一事“托其问仁和（王文韶）其意云何”。王文韶答复称，“势在必办，断无他说”。

　　除此之外，刘鹗还拜访了军机大臣兼督办政务大臣鹿传霖的门生李仲平，得到了“鹿处可不生阻力”的保证。胡燏棻曾经历任新军和总理衙门要职，此时则担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在福公司改路一事上也有发言权，刘鹗自然也要“怂恿其帮忙也”。为了使福公司运煤支线一事取得进展，低阶官员比如外务部右丞瑞良和掌管铁道事务的官员徐进斋也被他纳入了交结范围，以便从各个角度、在最大程度上缩短与高层决策的距离。

　　无论是为了掮客的生意，还是有关“养民兴国”的“主义”，刘鹗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高官受贿行为的基础之上，显然都是非常脆弱的。高官在任，他就能够名利双收，高官失势，他自然也要身败名裂。

　　众矢之的

　　清朝末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舆论的高涨和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帝国的矿业管理政策开始调整。新颁布的《大清矿务正章》在给予外资开矿权的同时，也使中国地方衙门和企业家得到了就地开发本地矿业的机会。

　　刘鹗早年通过不合法手段所获取的矿权，很快成了矿业同行的众矢之的。尽管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买办行为有利于开通民气、富国养民，却无法向质疑者讲清楚，如何解决被外资所有的机器矿业挤垮的土窑和民生问题。

　　与福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当地绅商开始以收回利权为旗号，抨击刘鹗自认为“开风气之先”的煤业买办身份，企图以这种泛政治化的手段夺取福公司的矿区。而这一时期清廷高层政治的重组，也使一些政治新贵必须以维护国权为由拿刘鹗祭旗，以便获取民众支持。

　　无论是出于公愤还是私怨，刘鹗都必须面对“遍地仇家”。

　　虽然刘鹗常以“开通风气”、“养民兴国”自诩，但毕竟还是托庇于外国的生意人。其巨额的掮客薪金和日掷千金的豪奢生活，不可能被视为取之有道，反而会为他带来更多的敌意和祸患。

　　据刘鹗好友汪康年计算，福公司最初答应给刘鹗“数十万”银圆的“运动费”。即便扣除贿款，刘鹗仅得“三四万元”，也可折合为两万至两万七千两白银，超过刘鹗在总理衙门任职时的年薪至少十倍。

　　1901年6月，京城捐局开张首日，刘鹗就以734两银子为自己捐了一个分省补用道，他的四个儿子和女婿也有了各种职衔。刘鹗常与好友赌博、宴饮、观戏、狎妓，也买卖古玩。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文字谈及“摇掷”、“射龙虎覆”、“摇摊”和“摊牌九”的场面，仅1902年即因购买“金石碑版”“所耗近万金”。

　　甚至直到被流放新疆，刘鹗还写信给表弟，说他要把分别叫做“凤仙花”和“阿朱”的两名妓女接至伊犁。他死后，亲家兼朋友罗振玉以“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一语为其作结，不可谓不确。

　　刘鹗作为外资掮客的经历恰逢光绪末年。王朝末世的愁绪和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大清国的维新和守成之争更显悲壮和激烈。任何有关对外开放的话题，都可能被置于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他对买办活动“极言其利、不言其害”，使得好友汪康年与其决裂。

　　1905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受汪康年鼓动，指责刘鹗和好友高子衡向洋商“卖矿”，使刘鹗短时间内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两年后，刘鹗因经营浦口地产与江苏官绅发生冲突。后者借助社会舆论将其冠以“苏奸”之名，用新旧各案把他送上了流放伊犁的不归之路。

　　刘鹗的悲剧，在于他可以贿赂清廷高官开放外资，却无法让清廷出台现代矿业管理机制。大批被外资企业挤垮的传统业者和上下游产业得不到适当善后，本可以依法解决的民怨只能通过激烈的群体性抗争得到释放。

　　另外，作为一位亦官亦商、求名逐利的买办，他无法调和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更无力为福公司不法经营的恶果全额买单。当世事变迁、后台尽失的时候，刘鹗作为爱国者[微博]的形象是注定要塌方的。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