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高峰

　　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解决生态环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应用法律的约束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来处理利益分配问题。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于子孙的资源提前拿来快快地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延及到孙子辈就戛然而止。至于我们的曾孙，重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睛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

　　这是袁劲梅女士在几年前纪念父亲袁传宓先生文章中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令人痛心。作为生物学教授的袁传宓，为了保护长江水资源和渔业资源，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长江水资源受到破坏只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的一个侧面。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粗放、污染和高耗能的增长模式，已经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背景下，制定一套保护、修复和补偿环境（资源）的政策已迫在眉睫。

　　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的规定，可谓恰逢其时。

　　生态问题的本质在于，消费自然资源和使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人，没有为其消费和享用进行经济补偿，因此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消耗和相关方利益受损。

　　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真正得到市场体现，社会主体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可以无偿使用生态资源，而是必须在法规和制度的约束下，向提供生态资源的地区、机构或个人支付费用。这样不仅有利于利益相关方得的相应的经济补偿，还可以使资源和环境得到修复和保护。

　　袁女士将资源问题归因于我们民族的功利性，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几十年前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也出现了与当前中国类似的情形：自然资源被大量破坏性开发和浪费性使用；“西进运动”和西部农业的资本化使西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垄断资本为了压低价格和降低成本，不惜破坏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开采矿藏、滥伐森林、消耗能源……

　　为了防止上述事态进一步恶化，上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实施农业保护性退耕计划，之后分别在农业、矿产、环境、流域等多方面建立起了生态补偿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补偿机制效果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应验。

　　事实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同时也涉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

　　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解决生态环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应用法律的约束和市场机制的调节来处理利益分配问题。毫无疑问，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需要分领域、分行业的细化和落实，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就是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