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夏专栏】

　　在官方经典的宣传口号中，我们常常看到“安全大于天”这样的口号，但落到现实中，安全却怎么也大不过“官”，而这也是中国HSE管理最大的痛处。

　　2003年12月23日晚上，重庆开县高桥镇不少乡民已经进入梦乡，一些醒着的人突然闻到了浓烈刺鼻的臭鸡蛋味，因为是晚上，不明其中原因的居民并没有理会，也没有人通知他们发生了什么。

　　结果一场特大井喷事故，造成了243人中毒死亡，4000多人受伤。事后，一记者探访高桥镇附近的山头后记录如下：一些井喷死亡者的坟茔散落其中，它们也都有碑文记载，其中一位母亲的碑墓写着“天然气钻井管理不行，故而亡辞”。

　　十年后，青岛又一起特大安全责任事故让人心情沉重，亡故者的亲人是否会再镌刻上类似“原油管道管理不行，故而亡辞”的墓志铭呢？无论如何，这一事故都将是成为中国石油石化行业的耻辱。

　　众所周知，石油石化行业涉及多种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如果管理不善，轻则损害企业员工的健康，重则造成难以复原的环境污染，同时也为石油石化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卡伦勋爵在提交了关于帕尔波·阿尔法（Piper Alpha）北海海上平台火灾爆炸事故的报告后，提出油气公司要构建安全状况分析报告和安全管理体系，并建议安全管理体系应当建立在质量管理原则的基础上。

　　这一建议引发了世界各大石油公司的重视，并纷纷开始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健康、安全与环境( HSE) 管理体系。如美国杜邦公司、荷兰壳牌公司等都制定了一整套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标准，其它一些石油石化公司也相继制定了这方面的标准，这一系列标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HSE 管理体系。

　　此时，刚刚走出国门三大油，为了衔接国际标准，三大石油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末就纷纷开始构建自身的HSE管理系统（健康、安全和环境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并纷纷在这一基础建设领域投入重金，完善其信息和支持系统。尽管如此，但十年间三大公司重大安全事故依然接连不断，从大连接二连三的爆炸、到渤海漏油、再到此一轮的青岛事故，这不禁让人对三大公司HSE管理体系建设的成效画个大大的问号。

　　尽管各个公司HSE管理体系各有不同，但究其本质就是一个管理工具，其本身始终贯穿“戴明环”（PDCA Plan-Do-Check-Action），为任何生产操作打出一个提前量，在任何可能错误的操作前进行检查，时时刻刻以“预防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将传统的“事后检查”，转化为“事前检查”。

　　但是，中国石油石化国企特有的“官病”，始终阻碍着任何先进管理制度的落实。或许脱胎于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时代，三大油的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差异巨大，上下级等级森严往往导致沟通不畅，管理流于形式，注重表面功夫。最后，“官理”往往凌驾在制度管理之上，而将强调主动的HSE管理陷于被动管理的窘地，变成了事后管理。在经典的宣传标语中，我们常常看到“安全大于天”这样的口号，但落到现实中，安全却怎么也大不过“官”，而这也是中国HSE管理最大的痛处。

　　此外，由于国内并没有和HSE管理中的管理者承诺加以匹配监督的法律法规或其他社会监督机制，所以管理者做出的承诺更像是一种形式化的宣传，并没有公众性。

　　如果重新翻看开县井喷事故的起因，会让人感慨。当年，罗家16号井的技术管理者为了更换已经损坏的仪器，在明知卸下回压阀可能造成井喷事故的情况下，还向作为下属的技术员下达了指令。面对“上级”这一明显的违规行为，作为下级的技术员却没有提出异议。而这种对“上级”的顺从，直接导致了井喷事故的发生，但试想如果当时这名技术员敢于公然违抗“上级”命令，那么他将面临什么呢？我想显然不会是奖励。

　　当时，中石油早已制定当时国内业界非常认可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其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谈到应急计划，包括各种紧急情况下的处置程序，包括报告程序、联系人员和联系方法、各种急救应对措施。但这些制度最终都流于空谈，背后的原因显然还是官员战胜了规章制度。

　　在当今青岛的事故中，尽管到这篇文章成形之时原因尚未查明，但中石化已经将集团管道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停职，但此此事故背后的深层的体制性原因绝不仅是个把官员就能领受的起的。

　　相比官商不清的国企而言，纯粹的商业公司或许没有那么严苛等级观念，也没有捍卫企业管理者“官威”的体制。如果列举全球HSE管理最为出色的壳牌公司的一些案例，或许能让人清晰明白其中的差距。

　　壳牌上游国际业务部总裁安迪·布朗访问四川项目时，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告知员工和承包商，鼓励他们发现不安全事项时直接向他汇报。在壳牌和中石油合作的长北项目中，曾有一位穿着高跟鞋，并号称自己公务员的女官员想要参观井场，被壳牌员工严词挡在场外。现场员工判断的准则只有一条：高跟鞋跟地面摩擦容易产生火花，不符合安全规定，而壳牌的原则是“任何人都有停工的权利”。

　　尽管国家石油公司发起各种向国际石油公司学习的活动，但如果难以打破“官本位”的体制僵局，HSE管理工具将始终难以落地。

　　石油石化国企在HSE管理上有难以逾越的体制和文化天堑，此外，国家政府层面的外部治理也不容乐观。

　　在中国安全和环境监管部门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在缺乏专家技术型官员，同时也缺乏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的背景下，根本没有能力在事故发生前后，立即判断危害的程度、预警方式、处理方案等进行监管和决策。

　　此外，监管部门总是给出口号式的处置结果，在渤海漏油事故发生后，大部分监管工作是约谈、斥责、下达充斥大量八股文式的指令和要求，并往往殃及池鱼，一并要求没有出事的其他企业也要学习借鉴。如今，这一景象又在青岛事故发生后再度浮现。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更擅长用严谨的数据将其转化为经济处罚，并让肇事企业担上“倾家荡产”的重担，这对于本身就是为追逐利润而存在的商业机构而言足以形成威慑。在这种监管治理的逻辑下，企业拼命抓HSE管理，而政府也有动力监管，并收取巨额罚金。内外因素作用下，自然提高了石油石化产业的安全系数。

　　借鉴这样的经营，中国的立法者应该制定两套政策，用数量指标来评定事故危害来确定国企负责人的责任，而对民营企业则采取经济重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