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和沙漠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而这一切的研究，是从海淀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开始的。

　　文 岳升阳（北京）

　　侯仁之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大学教授。2013年10月22日侯先生在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2岁。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和沙漠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而这一切的研究，是从海淀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开始的。

　　侯先生在1932年上燕京大学时第一次来到海淀，到今年，他已在此生活了70年，期间只有短暂的离开。他对海淀一往情深，视之为第二故乡，他也为此付出许多感情和精力。上世纪90年代末，领导让我协助侯先生工作，于是对侯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不但亲身感受到侯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老骥伏枥的奋斗精神，也深切体会到他对海淀的浓厚情怀。

　　视海淀为故乡

　　侯先生对海淀的感情开始于他在燕京大学的学习，他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起第一次来到海淀的情景，当他走出海淀西大街北口，向西望去，看到连片的稻田，清澈的溪水，宛若江南水乡的景色，不由得为之惊叹，北京原来还有这么优美的地方！

　　侯先生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被海淀深厚的人文内涵和自然景观所吸引，走出校园开展了大量野外调查。从此野外调查成为他治学的重要基石，成就了他经世致用的理想。

　　他在研究水利史的过程中，对海淀的河湖水系产生出浓厚兴趣，为了追溯海淀水系的变迁，他对清乾隆年间修建的石渠遗迹进行了实地调查，留下来珍贵的影像。他曾跟随顾颉刚先生进行妙峰山调查，翻越了北安河香路中的中北道。他也曾独自一人沿着小西山山脊从南走到北，直到深夜方才回校。抗日战争期间，他因反日，被日本宪兵抓进牢房，假释后寓居天津，凭着曾经进行过多野外调查记忆，参阅历史文献，写下了《北平金水河考》的论文，详细论述了流经海淀地区的金水河，抗战胜利后发表。

　　抗战胜利后，侯先生赴英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赶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经梁思成先生介绍，加入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为首都北京的建设出谋划策。当时，北京计划在西北郊海淀一带兴建高等教育区，为此侯先生对海淀的历史环境进行了深入调查，撰写出《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这是他回国后的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对于海淀后来的史地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海淀迎来了新的建设时期，侯先生对海淀的发展给予许多指导。1979年底，他在海淀区地名普查工作会议上做了精彩、生动的报告，从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阐述海淀地名的特点，还特别提到杨家将传说与海淀地名的关系，对海淀地名普查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侯先生曾多次提出保护海淀斜街的重要性，他把斜街起点的黄庄双关帝庙看做是“三山五园”的区域起点，而斜街体现了海淀由古代大道上歇脚的村落到西郊园林区的转变。他的观点在海淀从事规划建设的干部中深入人心，1999年在进行海淀镇改造时，当时的海淀建委在其出具的规划招标书中，明确写出保留海淀斜街的要求。可惜在后来实际的规划建设中，侯先生的愿望打了折扣，只在黄庄关帝庙前保留了一小段斜街。

　　1999年，海淀区计划利用中关村的品牌效益，将海淀古镇改造成为中关村西区。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侯先生，眼见海淀这座千年古镇就要消失了，虽依依不舍，却也不能扭转，在此情况下能做些什么呢，那段时间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萦绕于心头的几乎都是海淀。他希望海淀镇上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能够在西区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他更期盼着海淀历史的精神承传，不要让它在改造中消失。于是他决定写一篇文章，为海淀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年底，他写成了《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发展》一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全面论述了海淀镇的发展历程，希望今后的海淀仍能保存住“精神的家园”。这是侯先生晚年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写好后，未及发表，他即寄给市领导汪光涛和林文漪，足见他对海淀未来发展的重视。我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文章画了10幅插图。

　　侯先生在2000年2月1日给林文漪写了一封信，附上写好的文章：

　　顷与助手岳升阳合作完成了《海淀镇与北京城》一文，文字部分由我执笔，早在一个多月前已脱稿，只是研究附图及绘图，最近才完成。该稿已送《北京规划建设》双月刊，即便得以发表，也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将该文复印稿一份送上，或许您有兴趣一阅。另有一份已送汪光焘副市长。

　　我初到海淀就读于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转为北大，前后已是六十七八年时间，视海淀为故乡，现在看到它迅速发展的前景，极望在生态环境上也能大有改善。

　　从这封短信中可以感受到侯先生对海淀的情感，他早已把海淀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海淀的变化时刻牵动着他的心，面对即将消失的千年古镇，内心十分纠结，他所能做的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提出补救建议。

　　促成海淀调查

　　《海淀镇与北京城》的文章得到海淀区领导的重视，2001年春节前夕，海淀区政协主席王珍明先生要来看望侯先生，感谢他对海淀区工作的支持。得知此消息，我向侯先生提出，海淀区正在建设中关村西区，海淀镇即将消失，应该对即将拆除的海淀镇进行全面调查，为后人留下资料。侯先生十分赞成我的想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数日后，区政协主席王珍明先生到侯先生家登门拜访，席间我向王主席提出对海淀古镇进行调查的建议，侯先生马上给予支持，认为这件事很必要。王主席当即决定由区政协负责开展这项工作，费用先由政协经费垫付。

　　春节之后这项工作正式启动，区政协文史委负责口述史料的收集，区广播局负责街道景观的摄像，区文物管理所负责收集拆迁中出现的文物，我则组织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清华建筑学院的15名研究生分成5组进行老建筑调查。随后我又约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夏正楷老师和徐海鹏老师，一起进行海淀镇的古环境调研。我常向侯先生汇报调查进展，也常得到他的鼓励。

　　这是一次与拆迁赛跑的调查，尤其是学生组成的调查组，都是利用周末前往调查，往往头一个周末调查过的地方，下一个周末再去时已成为一片废墟，房屋被拆掉了。在区政协的领导下，大家终于赶在房屋拆迁的前面完成了调查工作，收集起一批文物，留下大量影像资料和口述史料，并且出版了2本书。这样的成果是与侯先生的支持分不开的。

　　在进行海淀镇古环境调研时，我绘制了一幅清代“三山五园”历史地图请侯先生指正，他看到图后非常高兴，当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们来他家拜访的时候，他把图挂在电视机上，兴致勃勃地给同学们讲起“三山五园”的历史和水系变迁来，他对海淀的深情溢于言表。

　　水清岸绿圆明园

　　侯先生十分关心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98年，圆明园西区尚未整治，许多居民仍在园中居住。面对这种情况，已是87岁高龄的侯先生忍着腿痛病的折磨，亲自前往圆明园西区遗址调查，特别观看了文源阁遗址，并来到九洲清宴遗址，凭吊了矗立在遗址上的三一八烈士墓碑。发生于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重大事件，燕京大学学生魏士毅女士就是在那次事件中牺牲的。侯先生曾多次提到燕园内的魏士毅女士纪念碑，碑文抨击北洋政府，言辞之激烈在那个时代的北京是少有的。侯先生常常提起那座纪念碑，赞叹燕大学者的勇气和精神，感叹燕大的自由空气。

　　1999年，侯先生在《海淀镇与北京城》一文中，特意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提出建议，他指出“福海”以西部分，是全园最初兴建也是最有重要意义的部分，这里的破坏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提出圆明园西部的整治“应‘以水为纲，以木为本’，只需恢复其河湖水系，清理并保存其尚能确定的建筑遗址，因地制宜，加以绿化，并一一设法加以说明，就足以为人民群众提供一处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2000年，北京市规划院完成了圆明园遗址保护规划，负责此项任务的市规划院领导拿着规划图登门拜访侯先生，征求侯先生的意见。侯先生听了规划的介绍后，称赞规划做得好，他提出圆明园西部是圆明园的主体，应该修缮开放。他再次表达了圆明园西部遗址整治的思路，即遗址的修缮不必大改、大建，只要对山形水系做一些整治，疏浚河道，实现水清岸绿就可以了。他的圆明园治理思路对今天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来说，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情系燕园话水源

　　侯先生对燕园一往情深，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师从史学家洪业先生，洪业先生对燕园史迹的考证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一生中写了许多有关燕园的文章，还在各种场合讲解燕园。而他对燕园的讲解，离不开燕园的水源。

　　海淀最出名的自然景观是水，随处涌泉，遍地溪流，造就了宜人的景色。当年，乾隆皇帝为此写下许多诗文，他由水源联想到心源，想到安身立命用以治国的儒家思想，他为此写了《讨源书屋记》。侯先生对燕园水源的比喻，也没有停留在景色之中，他把燕园的水源比作人才教育之源。他在讲到燕园西门内的方池时，常引用朱熹的《读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把教育看做是决定人生命运、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源头活水。如今海淀即是高等教育的中心，也是科技创新的中心，对国家的发展仍然起着源头活水的作用。

　　燕园之水从何而来？侯先生调查发现，早年的水源来自于西校门外的万泉河。西校门外曾有一个小村名叫篓斗桥，北大的门牌曾经是篓斗桥1号。村旁有一条小渠由万泉河引出，从“畅春园西北界”碑旁经过，穿过清代石板御路下的小石桥后，由西校门南面的涵洞流入燕园，汇入西校门内的方池。20世纪50年代，侯先生曾带领学生清理过这条水渠，每次讲起此事他都兴致勃勃，说当时有一名同学竟能从桥下的涵洞中穿行过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万泉河改道，北大只能从校园西北角墙外的万泉河经二级抽水，把水引入校园水系。为此，侯先生在撰写《海淀镇与北京城》时，再次提出燕园水源问题，他希望恢复由西校门南面引水，保持燕园水系的原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向他建议，可经由校园西面的万泉文化广场引万泉河水进入校园，他不但将这一建议写入文章中，而且还向学校提出建议。后因一些客观原因，侯先生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

　　在侯先生思考着恢复燕园水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引起侯先生的不安。2001年篓斗桥村搬迁了，水渠也填平了，只有畅春园的界碑还歪斜地矗立在那里，指示着水渠的位置。11月的一天，当我路过北大西校门外时，发现立在道边的“畅春园东北界”碑不见了，遂告知侯先生。侯先生一听界碑没了，立刻着急起来。在侯先生看来，那块界碑不但是“三山五园”初始建设地的见证，也是燕园水源的地标。听说界碑没了，怎能不着急。侯先生马上给主管后勤的副校长打电话，询问石碑的下落。后来得知，北大科技园开发公司要兴建畅春园学生宿舍，为了保护石碑，已将其移到北大校园西南角的火神庙院内。石碑有了下落，侯先生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2010年，为了给侯先生提前祝贺百岁生日，我带着研究生们特意为侯先生做了一幅界碑的拓片，由尹钧科先生题字，装裱成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侯先生。

　　当前，海淀区确定了建设“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发展战略，今年夏季海淀区委书记隋振江为落实这一战略来到北大调研。他特别提出了在燕园西面的万泉河上修筑水闸，引水进入燕园的设想，并希望北大老师尽快拿出设计方案。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侯先生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西山脚下故地游

　　2003年，北京植物园邀请侯先生前去参观，这使侯先生有了两次故地重游的机会。第一次是2003年暑假，侯先生带着学生重访梁启超墓。侯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即1933年，承担了燕大附中史地课的代课工作，他把野外考察也一同带入了课堂。他带领几位附中学生步行前往位于卧佛寺旁的梁启超墓，并在梁启超墓前合影。70年过去了，竟然还有机会故地重游，参观的那天，侯先生格外高兴，他拿着当年的照片，给同行者讲述70年前带领附中学生考察梁启超墓的情形。可以想见，那是一位兴致盎然的年轻老师，带领着一群疲惫不堪的初中学生，由燕园徒步走到卧佛寺旁，终于在梁启超墓前坐下来休息。这次我们是坐车来的，不会有当年的劳累。侯先生在大家的搀扶下登上梁启超墓的台基，与夫人张玮瑛老师一起在梁启超墓前合影。在我的建议下，大家仿照当年照片中的样子，坐在梁启超墓的台基上，与侯先生合影留念。

　　在70年前的那幅照片中，侯先生记忆最深刻的是位于他右边的一位名叫熊秉明的同学，熊秉明后来成为著名法籍华人画家、哲学家，侯先生每次看到照片都会提起他。我曾经问侯先生是否还记得照片上的其他人，侯先生数了数，能记起名字的只有两三位，有的连印象也没有了。我忽然想到我的海淀朋友王宁先生，他的母亲当年就在燕大附中读书，是否也在其中呢？我拿了照片请王宁转给他的母亲，王宁很快传回话来，照片中坐在侯先生左手侧的女孩正是他的母亲。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侯先生，先生很高兴，希望能与之见面。可惜由于二人都已年高，身体状况不佳，最终也没能见上一面。

　　此后不久，北京植物园的领导又一次请北大历史地理专业的师生去植物园参观，侯先生带着同学们第二次故地重游，这次考察的是清代引水石渠。清乾隆年间为增加海淀园林区水源，修筑了一条由卧佛寺水源头和香山碧云寺引水至玉泉山的石渠。20世纪30年代，侯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曾对石渠进行过调查，留下多幅珍贵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是他与四王府老人李二的合影，侯先生与老人坐在村外石渠的石头上，听他讲述石渠的历史和传说。70年过去了，我们在侯先生指点下来到当年侯先生与李二合影的地方，那里早已是物去人非，再也寻觅不到照片中的景象。幸而在植物园内正白旗旧址的老屋附近，还有一段修复的石渠遗迹，同学们仿照当年照片中的样子，坐在石渠上，打开北京地图集，听侯先生讲述当年探访石渠，听村夫故老讲述前朝故事的情景，有如70年前景象的再现。

　　侯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对海淀的眷恋之情永远地留在人们心中，他对海淀发展建设所做的贡献，更为我们所铭记，海淀永远是他的第二故乡。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