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岳安时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此前不久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提到“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

　　 事实上，自今年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提“探索设立民营银行”以来，“民营银行”的热度就持续升温。7月份金融国十条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据报道，目前已有36家民营银行名称获得国家工商总局的核准。

　　 民营银行的设立有助于彰显新一届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态度，有助于调整金融市场失衡的结构。不过，虽然政策支持，加之民间热情高涨，但考虑到监管层对放开民营银行的担忧由来已久，使得这种担忧让位于市场化改革仍需要一定时间。

　　 “加强监管”、“具备条件”是放开民营银行设立的两个前提，这也决定了未来放开设立的节奏不会过快，开始时仍主要以探索为主，而探索的方向有二：一是如何化解风险，二是如何找准发展定位。

　　 风险方面，目前关联交易和经营风险仍是监管层的主要担忧所在，尤其是在相关金融制度，如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条例尚未推出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民营银行挤兑或破产，则极易通过多米诺效应引起银行系统信用全局性收缩。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台湾放开民营银行的经验教训对大陆最有借鉴意义。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银行业同样由公有银行占据统治地位，1989年台湾修改《银行法》放宽了银行业的准入标准，尽管民营银行进入门槛十分苛刻，规定银行资本金限制为100亿新台币，甚至超过了公有银行的标准，且每个民营银行只能设立一个总行、一个储蓄部和5个分行，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民间设立银行的热情。1991年当年便核准了15家民营银行，过快的放开速度和过高的准入门槛导致了随后台湾银行业盈利水平大幅下降，继而令民营银行资产状况恶化，风险不断积累。

　　 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平稳渐进的放开才是较为合理的方式，也是化解风险而非积累风险的唯一途径。且纵观全球对民营银行设立一次性放开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匈牙利，其结果则往往不尽如人意。

　　 发展定位方面，是发展全国性民营银行，还是发展区域性民营银行，也是值得思考的。前者会以民生银行为成功样本，后者关注的则更多是系统性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民生银行虽然在股权上做到了民营资本主导，但其高管任免权仍在政府，其“民营特质”并非纯粹。

　　 由于民营银行相对国有银行天然具有劣势，如风控能力、资本扩张瓶颈、跨区经营限制等，导致其要与国有大中型银行竞争异常困难。因此，以服务所在区域为主，向下延伸至村镇和社区，主要服务于“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位才是可行的，同时也是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改善结构失衡的改革要求的。

　　 以美国经验看，其本土7000余家银行中大部分都是社区银行。这些规模不大的社区银行资产不足10亿美元，总共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低于11%，但其向小企业发放的贷款却占到全行业的近40%，社区银行在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综合来看，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已是未来不可逆的大方向，是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一环。依笔者浅见，民营银行的设立应遵循以下四点原则：

　　 第一，开放民营银行设立的速度不宜过快。过快则可能会导致银行数量过多，同质化竞争严重，继而导致银行业利润下降，不良贷款攀升；第二，资本金准入门槛不应高于一般银行的设立，以防止民营银行在设立之初就背负巨额资本金压力，且来自台湾的事实证明，资本金规模并不能限制民营银行申报数量；第三，民营银行应更多考虑区域性服务，并因地制宜重点对本地区产业形成支持；第四，民营银行更要做好风控工作，同时管理层也应尽快推进相关金融制度建立，有效防范和化解民营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高风险，为经营不善的民营银行提供退出机制，以防止风险扩大威胁整体金融系统稳定。

　　 最后，在民营银行的发起方式上，一是普通资本新发起设立，现在有媒体披露的《试点民营银行监督管理办法（讨论稿）》中规定，注册资本为不低于5亿元不高于10亿元，若如此，则这一条件并非十分苛刻，但却限制了民营银行的发展规模，这是管理层思路的一个重要体现。二是国有银行民营化，以收购国有部分持股的形式进行，民间资本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目前的城商行、信用社等，通过改制设立民营银行。

　　 目前民营银行设立的具体细则正在由银监会牵头紧锣密鼓地进行，可以预见的是，民间资本接力国有资本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民营银行在经历初期的稳步推进、区域试点后，必将迎来蓬勃发展。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岳安时 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