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丑闻出现，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准仍然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不服不要来辩。同样，即使没有丑闻出现，这个群体的能力作用也相当有限。

　　办公室专栏｜富大人

　　“我们单位真是没劲，明天一早集合，去乡下搞什么拓展，而且拓展的那些项目，我看了一眼，巨傻无比。”

　　“我预感你明天是玩得最兴致勃勃的那坨人。”

　　“那你就想错了，人来疯已是过去时，我这一身肉不允许我兴致勃勃，带不动它们了。”

　　“那你就以肉身的名义请假呗！”

　　“那不行，不去的不会发钱。”

　　“发什么钱？”

　　“记者节啊！”

　　“你们算啥记者？等等，所以重点其实是你们有钱发是吧？”

　　“那可不，风吹雨打葫芦娃似的，不该有点犒劳？”

　　以上对话发生在11月7日的傍晚，彼时我还不知道第二天就是记者节。—因为，节日如果没有假期，没有礼物或者奖金，热闹就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严格来说，这种节日也就只有一些爱煽情的同行惦记一下。发几条抒情微博，做做悲悯状，就算过节了。更多人只是默默地噢一声，跟雍正批奏章“知道了”一样，就度过了这一天。用我的同事高君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话说，“节日都是给弱势群体准备的。比如儿童节啊，妇女节啊，劳动人民节啊。”

　　还真是这样，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啥时候有过什么公仆节、省长节、书记节啊？所以，我们不能自恋地对待这个节日。少邀功，少对外宣称自己点亮了多少社会黑暗为妙。况且人家还嘲笑我们素质低，收入低呢。看看近期的丑闻事件之后，大家都是怎样打包议论我们这个群体的！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自身属性？只能不卑不亢了。要相信，即使有丑闻出现，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准仍然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不服不要来辩。

　　同样，即使没有丑闻出现，这个群体的能力作用也相当有限。当不了指路明灯，因为随时有人给你掐断电源；也不是什么铁肩担道义，就是个普通职业，人为拔高没用。

　　当然，这个看法在１１月８日早上８点时，又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因为我挤了一趟６号线。眼看着挤得跟一团炸酱一样的上班族在屏蔽门前束手无策。勇士们则像一只只飞翔的青蛙，啪一声弹过去，然后又孤苦地掉在地上。耐心不足的人转身走向相反方向，幻想折回去在前一站登陆会稍微好一点。要挤上去，你至少需要等候四趟列车。

　　此情此景，让我略为庆幸起来。

　　我们这个职业，尽管没什么社会地位，社会评价一般般，人们需要你的时候说辛苦啦，不需要你的时候就说防火防盗防记者，爱你的时候就说无冕之王，不爱的时候就说帕帕垃圾……但是上帝还是留了一扇窗户：不用坐班。所以，连带着不用挤地铁，不用打卡，不用按手模。不用朝九晚五。

　　这一点点自由，比很多东西有用。当初我就是听一个编辑吹牛说自己每周二才去开会之后，辞职来帝都的。来了之后，基本没有上当受骗。

　　当然也经历过小家子气的单位，那家行政主管因为看不惯大家不来上班，想方设法让人来报到。—这里顺便给同行说一句题外话，如果你们单位忽然开始要求坐班了，那它就是要黄了。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所有记者都要来公司，因为下午有重要客人拜访参观，不能没有人。我说我在采访郭富城，要不你来？

　　我必然在撒谎，大明星第二天才采，可是，不以暴制暴，回绝恶势力—居然要人赶回来配合参观，你是一家杂志啊，又不是一家动物园—怎么对得起那点点自由？

　　它到底有多珍贵？这么说吧，因为有它，我觉得过不过节无所谓，社会地位无所谓，别人怎么看，尤其无所谓。不服不要来辩。

　　富大人是《第一财经周刊》编辑，也是吐槽一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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