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三中全会公报有关司法改革的提法有哪些亮点？深化司法改革的路径是怎样的？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徐昕教授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解读。

　　司法改革打开空间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三中全会中有关法律和司法内容的意义是什么？有哪些亮点？

　　 徐昕：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大家重新看到了司法改革的重要性。最大的亮点就是虽然未直接提出司法独立，但仍体现对法治建设的重视，有助于提升司法的独立性。下一轮司法改革将因此打开空间，在司法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方面推行实质性改革。但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仍是绕不过去的突破口，中国迟早须面对这一关键问题。

　　 《华夏时报》：如果要对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做一个总体评价，你认为应该是怎样的？

　　 徐昕：从1980年代末推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200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再到此次三中全会，我国的司法改革热情高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国司法改革的成绩，是法律人的理念已有所转变。许多法律人拥有符合司法规律的现代司法理念。另外，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民众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将中国拉回人治的轨道，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

　　 《华夏时报》：但也有一种声音说：司法改革成果有限，效果欠佳，近年来甚至有所倒退，某些改革举措违背司法规律。

　　 徐昕：其主要原因在于司法改革缺乏法治社会应有的理想图景，欠缺整体安排，方向摇摆不定，近几年来的发展方向甚至存在偏差。

　　 另外，由于方向的偏差，司法改革还可能出现措施琐碎、相互冲突、彼此脱节的情况，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局。

　　 《华夏时报》：目前，“行政型司法”饱受诟病。你认为司法改革如何去行政化？

　　 徐昕：公报提出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就必须要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

　　 改革的路径可以从规范上下级法院关系及法院内部关系入手，这也可以作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由内而外，从法院和法官的内部独立做起，切实消解司法行政化，提升法官裁判的独立性。这种从内部突破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于法院自身，如果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调整主要以上级法院放弃对下级法院的诸多权力为前提，法院内部院长、庭长、合议庭、审判长、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管理人员、辅助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须以限制“领导”的权力为基础，因此，只要法院系统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定决心，完全有可能真正实现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

　　 《华夏时报》：如何健全司法运行机制？

　　 徐昕：就根本而言，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完善应从如何确保司法权力公平、高效地行使入手。要确保司法权力得以公平运行，应在提高、促进和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司法监督，抑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开，改善司法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完善以对抗制为基础的各司法程序环节和要素。要确保司法权力得以顺畅、高效地运行，应科学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完善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合理进行案件分流，切实提高司法权力运行的效率。

　　新一轮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华夏时报》：司法独立的现状是怎样的？

　　 徐昕：这些年虽然推行了一些司法改革措施，但很多人看不到效果，或者说这些改革措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特别是司法公正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主要原因是这些改革未触及到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等关键问题，没有触及到司法独立性的提升。司法的独立性还远远不够，首先是没有确认司法独立作为法治的基本准则。

　　 《华夏时报》：此次公报明确提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徐昕：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表达是非常积极的。司法的地方化是实践中影响司法公正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提升司法的独立性首先必须使司法摆脱地方党政的影响。《宪法》明确了审判独立的原则，司法的去地方化是落实宪法的要求。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待未来十年的司法改革进程？

　　 徐昕：中国司法改革已迈过了决定方向的十字路口，迈向法治的大势不会改变。公报为未来的司法改革打开了更大的空间，着力点就是司法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

　　 必须指出，如果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能展望理想，立足国情，着眼系统、全面、有效的司法改革顶层设计，在司法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司法独立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可能更接近公正、高效、权威、独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