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从挂牌至今已有月余，其成效如何？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个多月运行以来，我们很满意。运行有序，达到预期目标，筹备阶段所设定的目标在初始阶段都达到了，各项改革措施都平稳扎实地落地了”。韩正说，这种制度创新是全新的，因此，自贸区所有的制度都必须可推广，可复制。不是自贸区干的事情，哪怕有些眼前的利益，也不做。

　　在上海自贸区筹建前后，全国都掀起了一波自贸区的申请热，上海自贸区概念股更是有数倍的涨幅，它也成为近期最火热的题材，甚至一些风传要进行自贸区建设的区域，也引爆了一波行情。在自贸区挂牌前后，自贸区周边的房价也上涨了三五成，甚至还有一些“另类投资”——炒作自贸区壳公司。

　　显然，这些都只是自贸区建设的副产品，建设上海自贸区是要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绝不是要贪图这些短期收益。它是要在自贸区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跨境投资贸易的新制度体系、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这就意味着自贸区建设不能急功近利。具体而言，我们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需要树立“新三观”。

　　首先，就是“风险观”，不害怕风险，但要风险可控。自贸区建设是中央确定的以开放促改革的重大举措，它尝试全新的经济管理方式，尤其“负面清单”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它当然可能存在漏洞和风险，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裹足不前。比如在清单之外的个别行业与领域，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但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体，当然会具有免疫力，也要相信自我的康复能力。

　　特别在金融改革领域，由于它涉及资本项下可兑换、利率市场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外汇管理的创新，因此一旦发生风险，影响范围极有可能超越28.78平方公里的自贸区。所以，目前只剩下这个领域的细则尚未出台，这也主要是基于风险的考量。在我们看来，只要不是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风险，那么都是可以容忍并且承担的。上海也只有在敢担风险的环境下，才有可能闯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

　　其次，就是“利益观”，追求改革红利，而不是政策红利。一段时间来，自贸区建设掀起了一股申请热情，不少人对它的理解与认识还停留在传统开发区的层面。认为一旦挂上“自贸区”牌子便可以享受税收、土地等政策优惠。这不仅是已经落伍的发展模式，更没有领会中央决策的深刻内涵，我们在自贸区建设中需要全新的“利益观”。

　　也就是说，有些举措如果在自贸区施行，可能确实会带来现实利益，比如全面税收优惠可以吸引大量企业入驻，或者通过大规模围海造地来置换土地指标，但是，上海自贸区的局部探索是以全局开放为指向和归依，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是能够全国推广的经验和做法，那么在上海自贸区也不会施行。所以，目前自贸区的红利一定由改革而来，比如海关的改革，还有公司登记注册的改革，它们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时间成本。“要改革”而不是“要政策”，这是上海启动自贸区试验时的承诺，我们当然要有这种正确的“利益观”。

　　再次，就是“成败观”，追求制度的创新成功，而不是税收产值的成功。改革当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如何判断自贸区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则需要科学合理的标准。自贸区的定位是要探索一套跨境投资贸易的新制度体系、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只要这一点做到了，那么就是成功。这种成功并不只是意味着在三年之后，自贸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翻几番，或者税收增长几倍。

　　自贸区建设是全新的制度安排，它的目的不是让一块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享受垄断利益，也不是让上海长期处于得天独厚的特殊关照，而是让各地能够共享改革创新的制度红利。只有上海的做法能够推广、复制，能够让其他兄弟省市可以吸收借鉴，并且让各地的企业活力激发、社会活力增强、政府管理到位，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