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金雁在《倒转红轮》中把俄国“知识分子”分成两种类型，一部分叫“军功贵族”，因俄国领土扩张，疆域过大，形成了超大型国家，需要大批武士守土卫国，军人地位自然较高。不过这些军人并非是一帮莽夫鲁汉，也非屌丝文盲，他们自小就被强迫接受正规教育，平均识字率远高过平民，所以才当得起“贵族”的称号。另一部分人出身下层僧侣，属平民知识分子，因长期受压，性格阴郁，脑后多长着反骨，动不动就和政府作对。高尔基有句话把这帮人描写的很到位，说他们是“那些命里注定要坐监牢、遭流放、受酷刑和上绞架的人”。

　　俄国第一批知识分子产生在退役军人当中，比如造反遭杀头的十二月党人，就是由贵族精英为主体组成的。俄国思想家中有一批出身服役家庭或本人就是服役贵族，“贵族”和“军人”是两个可以互换的名词，他们懒得在衙门里当差，认为是丢脸的事，所以成不了职业官僚。他们多崇洋媚外，母语俄语说的很差，却精通法语、德语和欧洲大陆诸般语言，把狂练法文书法当时髦技艺。这些特征正好可以和中国知识人做个比较，中国没准确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勉强地说，“士”大概将将可以和“知识分子”挂上钩，虽然如此对比仍有冒牌之嫌。

　　最早的“士”人与军队训练分不开，孔子教书就有“射”和“御”的内容，经常教学生骑马、射箭、驾车，意思是培养出多面手才象个贵族样，孔子从不教书呆子，儒家弟子中如子路纯粹就是个军人，不象现在想象的儒生都是些弱不禁风的怂样人物。后来的军人基本出身草根，与贵族无缘，“士”也渐趋于文章一途了。另有一部分“士”流于“侠”，被当时的大款如孟尝君们收买，却被君王以“侠以武犯禁”的理由反复格杀，无奈成了地下盲流。以后的中国士人缺乏孔武之气的表现总是授人以柄。这把柄一到近代动不动就被新进文人抓在手里反复把玩，尤其是败给东邻日本后，国人受了更大刺激，“文人”懦弱无用变成了一块心病。日本的“武士”与“文人”也不是连体的，但“武士”长期属贵族阶层，地位不低，所以文人好武随之成了风气。随手可举出的例子是三岛由纪夫，三岛是现代作家，只要看他的小说《忧国》里对古代武士切腹自杀血腥场面的津津乐道和近于变态的细致刻画，就可感知他骨子里对武士气质的疯狂崇拜，三岛自己最后居然以武士剖腹的礼仪结束生命，颇具古风，更是印证了武士与文人之间的精神联系。

　　近代中国文人受日本人的感染，一个劲地高呼“尚武”救国，觉得国人老是挨洋人痛揍，归根结柢全是书生百无一用惹得祸，这想法也不是全无道理。中国自唐代册封藩镇造成武人割据，北宋皇帝害怕武将造反皇位不稳，想出一个专用文人领军的馊主意，表面上是文武合流，宋代武将中也偶有文采斐然者如岳武穆岳大将军，写诗填词都是把好手。但宋人的思路显然不是要培养“军功贵族”，而是用文人牵制监控武人，最终导致武人与文人掐架，隔阂阻断互不信任，宋人武力最弱，难敌辽金，渊源就在于此。

　　金雁还有一个观点是，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都好神神秘秘地搞小团体，有一种唯灵论偏好，他们既有钱又有闲，热衷参加一个叫“共济会”的秘密组织，会员们都肯花费精力办地下刊物，散发手抄本书籍，连带再搞搞翻译，这也是中国士人不具备的特点。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浑身长满暴力激进的细胞，也与他们出身下层僧侣有关，在社会地位上，僧侣比贵族的地位要低，只是同样有文化，却属于封闭孤独的小圈子，难免心生怨恨。僧侣受的是禁欲主义教育，长期清规戒律下的隐遁苦修使他们多有“享受罪恶感”的自虐心态。这帮人经常无缘无故地忏悔，甚至不能原谅自己吃了太多的果酱和睡觉时间过长，这种自残的训练在未来的反迫害生涯中可以使自己忍受身体痛苦的极限，动不动就被流放十几年和二十年，回家后仍死不认错。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分裂派”领袖阿瓦库姆就被禁锢多年，坚不屈服，最后被活活烧死。立刻化身为恪守信仰的英雄偶像，所以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浓厚的“圣徒”情结，我们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很难看到如此坚韧的意志能量。换句话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准生证上，“宗教信仰”一栏是必填的项目，否则没资格说自己是知识分子，那么，中国又如何呢？

　　中国士人中没有“军功贵族”，也少有苦行僧侣，即使逃到山里躲起来的和尚言行也没那么异端。“士”积攒功名不是靠打仗而是靠考试。家族中积年累月攒出点田产金钱，也够养着些闲人吟风弄月。有关“士”的起源基本上有两个极端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士”生下来似乎就和俗人不是一种材料养的，他们一直就是道德的导师，不但能监管皇上的思想，自身修为也是无懈可击。到了大宋年间，更是与君王平起平坐，共治天下，皇帝即使再龌龊不堪，士人心境也必澄澈如水，有个好听的说法叫“士志于道”，这“道”疑似西人的宗教，却是既无教堂又无仪式，纯属藏在心里的一点灵明，好象只要沾了它的光泽，就能守身如玉，百毒不侵，不怕破了童子身。这说法的好处是人人觉得都能成圣人，坏处是不免让人起疑是在搞精神自慰。

　　清末新政以后，科举考试崩溃，念书人纷纷转入学堂学起了西方科技，大多数成了“理工男”，“士”阶层自动消失。新学堂里少讲“道德”，多谈“知识”，如果哪个文人嘴边还老是挂着仁义礼智信那套来教训人肯定会遭嘲弄。现代“理工男”最主要的优点就是满脑子科技知识，缺点就是没了士人问道的勇气，仿佛是贫血的婴儿，又象一个教徒突然变成了俗人，或是改宗它教当起了异教徒，充其量就是个“知道分子”。可是仍有人不甘心，觉得即使“士”变成了僵尸，有朝一日没准也会吃粒还魂丹苏醒过来。这心思就象企盼妓女从良，一抹青楼艳事沾上的脂粉，摇身一变成了大家闺秀。于是文坛中早已埋伏下一路杀手，仿佛专灭这帮痴情臆想的翻案人，也专往那“士人”加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抹黑”。这个“抹黑”传统从《儒林外史》就开始了，经过鲁迅、钱钟书、杨绛再到王朔。以写小说的居多，这也难怪，要“抹黑”就得往熟人的身上开刀才能见血。上列名单中的小说家骨子里对周围的文人一贯不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士”或“知识分子”都是行为猥琐，举止不端。别说难成文人榜样，就是比普通百姓的品性都要矮上三分。我们可以从《儒林外史》《围城》到《洗澡》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抹黑”线索。

　　《儒林外史》中既有以“代孔子说话”自居攫取财富权益的王德王仁，也有靠吹牛与各类权贵关系密切骗吃骗喝的匡超人，还有矫情到逼女儿殉夫，用亲人性命滥博贞节虚名的王玉辉，甚至连隐士高人也不过是一群江湖骗子，如杨执中和权勿用。再看《围城》里的方鸿渐、赵辛楣和李梅亭，哪个不是精打小算盘，机关算尽。杨绛显然受《围城》叙事的影响，她的小说《洗澡》中的男人几乎全是利益熏心，举止乖戾。杨绛对他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表现也是极尽嬉笑挖苦之能事，读后给人的感觉是这帮坏人即使没遭运动清洗也个个心理阴暗，每天都做着相互拆台的糗事，这帮人挨了整还真不算冤枉。《洗澡》中的人物如余楠、许彦成和朱千里，除余楠是“土鳖”外，大多是学无所成的假“海龟”，不少场景怎么看怎么像是《围城》的续集。只不过《洗澡》更多着墨的是他们在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的经历。按杨绛的说法是，她看到一幅线装书的插图，上面许多衣冠济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杂在人群里，大概肉眼看不见尾巴，所以旁人好象不知不觉，于是“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至尾巴”描画一番。这可不是什么好话，言外之意描绘出来的尽是些文人丑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杨绛和钱钟书都不够厚道，甚或近于刻薄，专揭文人短处。但不厚道的“抹黑”也自有其道理，也许比专做士人崇高无暇的意淫之梦要来的真实可靠。

　　即使是有些专唱知识分子坚守理想赞歌的作品如《往事并不如烟》，里面也对那些官僚知识分子内部的尔虞我诈和宗派斗争没少着笔墨，与《洗澡》的区别仅仅在于，章诒和本意是想突出老右派们对民主信念的持守是多么坚韧，却一不留神描画出一幅真“海归”的“群丑图”。但我不想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类烂俗的托辞为这些知识分子辩诬。大多数的右派回忆都强调政府引蛇出洞的外力压迫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节操碎了一地，可是他们对抗黑暗的能力为何竟如此孱弱却是个很少被追究的话题。比如有一个民盟常委浦熙修揭发罗隆基的细节。浦熙修是罗隆基相处十年的情人，有一次罗隆基看到她新买的红色胶鞋就勃然大怒，在批斗会上浦熙修由此居然联想到当年蒋介石看曹禺话剧《蜕变》时瞥见红肚兜也曾大发脾气，她说罗怕见红色简直就和当年蒋介石一模一样，由此证明两人同样都对共产党充满憎恨和惧怕，两个情人之间的悄悄话居然被搬演成了政客的互揭隐私，显然已越过了做人的底线。

　　更为可能的是，政治运动向相互揭发的方向有意引导，乃是利用了“知识分子”急于从政干政的心理，深知他们背后深藏着与权势合作的心理预期。“知识分子”对名利地位的渴求和攀附绝对是可以拉拢和操控的弱点。只要看看罗隆基和章伯钧在戴上右派帽子后的不同际遇和表现就清楚了。章伯钧因为早早听话做了自我批判，仍然有车有警卫有保姆给伺候着，罗隆基顽冥不化抵命相拼拒不认罪，成为高级右派被攻下的最后一道防线，屈服之后原来的高干待遇皆化为乌有。对章伯钧自然萌生醋意。自嘲自己是“糖豆干部”，比不过章伯钧的“肉蛋干部”，这话听起来让人感觉酸的不行。

　　聚焦在章诒和记忆里的那些所谓“贵族往事”，表现的不过是一群失意文人在比拼待遇的高低和怅叹奢华生活的逝去，如文中津津乐道的是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在衣食起居方面如何仍摆出架子穷讲究，再如就是炫耀三年困难时期老右派们仍能出入听鹂馆、新桥饭店和四川饭店享受美食。我们从中看不出这些“知识分子”有多少真正精神上的坚持和追求，反而好象是在混吃等死，做着生命的无谓消耗。还有一个例子是柳亚子向新领袖“撒娇”的故事，作为当年南社的巨头，柳亚子自忖拥戴新政权有功，误以为政府会如当年帝王对待有功之臣般赏赐给颐和园供他享用，无奈却被冷落一边无人搭理，柳诗人为此大动肝火，焦躁到居然抽打警卫员的耳光，于是才有了毛泽东那首语含讥讽的规劝诗，其中两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分明是把知识分子趋炎附势的心理琢磨的很透，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缺少俄罗斯人那种圣徒般的殉道精神，由此例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