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随迁子女张图虽然从小在北京上学，且成绩优异，但因为没有北京户籍，无法取得在京高考的资格。无奈之下，父亲将他送进国际班，准备出国留学。这时，多年前同其父亲离异，现在具有美国国籍的生母愿意提供援助，让张图很快能以美国公民身份，参加“美国高考”。可就在父亲为其办理出国手续而忙碌时，无意中却发现，按照《教育部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如满足规定的年限，可持《外侨居留证》直接报名参加中国高考，还可以享受总分加10分的优惠政策。这意味着，因为不能参加北京高考而不得已远走美国的张图，一旦变成美国人，未来却又能在北京高考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位非京籍考生曲折的求学北京经历，在让人为之庆幸的同时，不得不深感同户籍制度相捆绑的高考制度之悖谬和荒诞。

　　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中国的户籍是一种很少见的制度，硬生生地将一国公民按父母身份归入城市或农村户籍，而且除了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制度化的路径可以让农村户籍的人士转为城市户籍。考大学因此成为许多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式的一跃。

　　然而，作为突破户籍壁垒之路径的高考，反过来又以户籍作为在哪里参加高考的资格。由于大陆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北京和上海的生源享受了相比全国其他地方考生多得多的招生名额，特别是名校入学名额。不需要通过高考改变身份的京沪学子，享有更多入学高校的机会，而苦苦努力希望通过一场考试来改变终身命运的农村孩子包括身体已经进入城市，身份仍然被摁死在农村的“随迁子女”，却只能回到原籍，在本来就极为有限的高考名额中，挤破头一般，去争取一个宝贵名额，很可能还不是名校的名额。

　　显然，同户籍如此紧密捆绑的高考制度只是一种蓄意维护城乡二元结构，阻碍农村孩子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制度，不但绝对称不上对农村地区国民的公平，甚至称不上对发明这一制度的国家本身的尊重，因为中国公民不管住在北京多久，只要不具有北京户籍便不能参加北京高考，而身在北京的任何外国侨民，无论时间长短，都可以凭借“外国侨民”的身份参加大陆任何地区包括北京的高考。如此本国国民不如外国侨民的政策规定岂是一个自尊自强的国家应有的对待国民的态度？

　　如果说北京不允许非京籍学生参加京考是因为这个城市不但入学名额多，而且单独教材和单独考卷的难度也低于全国通用教材和高考卷子，一旦放开其他地区参加京考，恐怕北京许多学生就进不了大学，更进不了名校。可如此警卫森严的大学校门为什么却对“外国侨民”毫不设防，还给以10分的优惠？是因为中文太难，“外国侨民”都竞争不过北京考生，还是因为“外国侨民”中对北京高校包括名校都不太在乎，所以不会出现满世界的人都跑来报考北京的大学之情形？笔者因为没有经过研究，不知道真实原因是什么，但仅从每年确实不见太多的“外国侨民”来北京读大学，可以大致判断北京的大学并不怎么吸引外国学生，所以不用担心，即便大门洞开，也不会人满为患，挤占了北京考生的入学名额。

　　自古以来，中国在教育上始终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平，所以才有孔子在世界上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才有唐代最终确立贫寒子弟都可以参加的科举考试，并形成成熟的制度。现如今高考虽然仍以“公平”自诩，却因为同户籍相捆绑，客观上起着维护和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作用。如果再同近年来频频见诸报道的“官二代”火箭式提拔的惊悚场面和“穷二代”毕业就面临失业的悲催处境相比照，至少高考在促进公平上作用十分有限。对这一点，全社会似乎已接近于达成共识。只是倘若古人再生，不知作何感想？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