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扮演着“信使”的角色，应该是中立的观察、描述和报道者

　　刘波

　　 4月20日发生在四川芦山的7.0级地震,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所激起的哀悼以及中国媒体所倾注的关心，仿佛是五年前举国救灾场景的重现。在地震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不少微博意见领袖还埋怨央视一些频道依然在播放娱乐节目，或者在关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的后续进展，但在那之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电视台，无论是纸质还是网络媒体，都投入空前的报道资源来关注这场自然灾害。

　　 于是，地震迅速在所有媒体平台上成为头等重要的新闻，对媒体“关注不够”的指责迅速散去了，但随之而来又有对媒体其它方面的批评。争议之一就是所谓的“反应过度”——指责媒体关注过度，包括电视新闻的时长、报纸报道的版面等。事实上，芦山地震毕竟是中国这几天最为攸关公共利益的事件，它应该占据多少报道资源，不是简单的量的问题，而是与同期其他新闻事件的比较与排序问题，不能机械地理解为这次地震破坏程度小于汶川，所应占据的报道资源就应低于汶川，所以这一指责是不合理的。

　　 “反应过度”的另一个理解是所谓大量记者进入灾区“添堵”，“挤占”道路空间等稀缺的救灾条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杞人忧天。中国的媒体机构再多，派出的记者也不可能构成太大的人群。就算承认记者“挤占”了一些资源，也要与记者创造的价值相比较，例如专业化的记者及时发回的准确信息可以引导救灾工作的合理安排，救灾资源更为及时和高效的分配。盲目指责记者“添堵”恐怕还是那种基于传统信息管控思维的对记者防范心理的反映。

　　 其实，媒体发挥上述正面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媒体自身的专业化，真正传递出及时、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实现对政府及社会机构救灾工作的监督。媒体扮演着“信使”的角色，应该是中立的观察、描述和报道者，媒体工作者不应脱离自己的本来角色而强行走到舞台中央。

　　 这一次，雅安电视台女记者身披婚纱的报道虽然最初被褒奖为“最美新娘”，但不久就被指责为“作秀”。湖南卫视[微博]声音嘶哑的新闻主持人得到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电视台的解释是劳累所致，但在当时也显得不合常情。这方面直接的评判标准是，媒体采取这样的不同寻常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绝对必要。比如，是不是出镜记者根本没有时间卸下婚纱？是不是当日的节目非由一位生病者主持不可？如果不是，均不是职业化的报道方式。

　　 扮演客观报道者角色的记者，他本人应该是“隐身”的、处于幕后的。对这些报道者“作秀”的指责不是吹毛求疵，因为，这样的报道方式会影响本来就稀缺的大众关注，婚纱、哽咽、声音嘶哑都会把观众的注意力从新闻转移到报道者身上。在过去全国电视台寥寥无几的时候，做主持人甚至记者就是做明星，但今天的媒体人必须学着做默默无闻的普通一员。这方面可以学习地震多发国日本的NHK电视台，再大的地震，播音员也镇定自若、语调平缓，被称为“安心报道”。

　　 地震中出现的另一个媒体乱象是有的记者对陷入巨大悲痛的受访者“穷追猛打”，提的问题过于直率和刺耳，缺乏人情，甚至强行采访刚抢救出来的濒危者。这方面媒体从业者应该有人文关怀，多展现温情和体谅，NHK在采访受灾者时多照顾其心理，采访遇难者家属时一般不拍摄面孔。

　　 事实上，在地震等大灾难的报道时，媒体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灾难本身而不是救灾。救灾不应看做政府给予的恩赐，它是政府的义务，与之对应的是每年财政拨出的应对紧急自然灾害的预算，那都是纳税人的钱。大灾难面前确实要呼唤团结，但团结不是“和稀泥”，不是说媒体就应该迁就政府或者某些组织，媒体要发挥的是更有力的批评监督作用。

　　 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的媒体报道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地震首先是灾难，地震中出现的一些感人事迹，无论是来自灾民还是救助者，确实可以提振救灾士气，但这不应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着力点。如果把灾情又演变为一场英雄人物、光荣事迹和“感恩”累积起来的大合唱，使其光芒掩盖对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关注，那就难免遭到“又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嘲讽。

　　 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历史还很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无论是正式媒体还是“自媒体”，都还处于成长期中，芦山地震也是对中国媒体灾难报道能力的大考验，希望能从目前泥沙俱下的状态走向成熟。但同时，正因为媒体在这次救灾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其不足之处才更多被暴露出来，提醒不足意在督促，而不应成为打压媒体的借口。舆论管制的放松、信息的自由化，与媒体自身的更加专业化，是不可偏废的两面，而后者只能在前者提供的环境中实现。

　　（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