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上周有三件事非常具有冲击性。一是《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起底明天系》报道，还原了肖建华和他的明天系令人眼花缭乱的运作和庞大的商业版图；二是史玉柱[微博]宣布退休；三是中国M2规模突破100万亿元。

　　这三件事有很强的共性，史玉柱退休的意义非常明确，他是从产业资本家退休，而正式成为一位具有很强金融特征的“产融资本家”。肖建华的“明天系”，则是以金融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肖建华可以称之为一位当之无愧的“产融资本家”。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半货币化”经济体，这时基本谈不上有金融资本家。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随着产业资本的利润积累，以及货币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到目前，中国已经从一个产业资本时代，过渡到金融资本时代。

　　之所以称中国当前为金融资本时代，有如下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金融资本已经独立存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第二，独立的金融资本可以在没有任何某领域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并购某产业资本实体。第三，产业资本的做大做强需要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或者进一步，得不到金融资本的支持，产业资本的生存都有问题。第四，产业资本自身不再安全，在金融资本面前很容易不知觉间丧失控制权。

　　“德隆系”是中国产业资本往产融过渡的试验品。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探索非常有典型意义。在当下的中国，从产业往产融过渡几乎已经成为“主流”。

　　第一，对个人层面而言，史玉柱是个人投资家的典型代表。他从投资脑白金、征途等他看好的有关产业，从零做起发展实业，到目前以金融资本家的身份投资甚至并购成熟企业（成熟产业资本）。史玉柱已经实现了从产业资本家往产融资本家的典型过渡。

　　一个典型的金融资本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索罗斯性质”，更多在纯粹狭义的金融市场，比如通过经典案例1997年做空泰铢、1992年狙击英镑，以及2012~2013年做空日元等获取收益；一类是“巴菲特性质”，以金融资本的强大实力，参股、并购可口可乐、吉列刀片、中国石油等产业公司，获取价值投资收益。史玉柱对民生银行，以及目前多达16家上市公司的投资，更类似“巴菲特性质”。

　　第二，对企业层面而言，类似雅戈尔不再是一家服装企业，上市公司ST波导已经被大家称为“专心致志做副业”。这可以说是实体层面利润率薄，但拥有自有资金的不再专心致志投资实业，而是往各类金融投资转型。

　　第三，对类似“明天系”这样的集团公司而言，金融成为多元产业经营的载体，对金融牌照和金融资本、金融资源的掌控，成为集团总体发展的主要力量。没有对金融资源的掌控，“明天系”是不可能经营到当前的如此版图。这不仅表现在“明天系”，近年来做大的联想控股、方正系、海航系等等，无不都是产业往金融转向，再以金融重塑产业体系的代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快速成长，是从产业资本时代往金融资本时代的基本格局背景。截至上月，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超过100万亿元。在快速膨胀的金融体系面前，产业资本自身积极主动的“产融化”，本质只是一种积极防御，“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更前行的诸如“明天系”，虽走在浪潮之巅，但也仍然属于这一浪潮本身。

　　“金融资本”这一概念，虽是由马克思提出，但主要是由鲁道夫·希法亭发展，他在巨著《金融资本》中，强调了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金融资本的统治作用。希法亭提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希法亭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他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后来列宁也指出，随着银行的集中，大工业更加依赖大银行，同时大产业资本家为不被银行控制，也开始向银行渗透，因此，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

　　在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正从产业主导的时代，日益发展到金融主导的时代，以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等为代表。同样的，在当下的中国，“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对个人投资而言如是，对企业发展而言如是，对集团化企业发展而言如是，对宏观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制定而言也如是。

　　欢迎来到金融资本时代。

　　（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