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　国际融资实习记者　李跻嵘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副省长、民建青海省委主委高云龙先生。采访中他谈的所有话题都没有离开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2008年以来，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迟迟没有散去，但是,地处中国西部高原的青海却以金融杠杆撬动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生态立省”可持续发展之路。2012年，青海省实现生产总值1884.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920亿元，工业增加值897.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66.3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364.4元，比之2008年分别增长85%、30%、104%、51%和75%

　　青海招商引资只欢迎绿色发展项目

　　记者：每年的青海投资贸易洽谈会都会吸引大量投资，2012年青洽会更是如此，签约各类合作项目总计达344项，签约金额1652.5亿元，较上届增长10%。那么，这届青洽会签约项目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高云龙：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发展融资项目是最大热点，签约63项，金额414亿元，占全部签约金额的25.7%，主要涉及光伏发电、生物医药、轻金属合金材料、蓝宝石晶体材料、半导体材料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链补链等领域。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项目签约26个项目，签约金额329.19亿元，占全部签约金额的19.92%，主要涉及盐湖化工、农牧业产业化、资本合作、商贸物流等领域。

　　记者：据媒体报道，2012年青洽会淘汰的不符绿色发展项目总额约300亿元人民币，这笔资金相当于青海省2011年GDP总量的18.5%。我们非常钦佩青海省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唾手可得经济利益的牺牲精神，能否告诉我们，做出如此举动是政策的一时之需，还是出于青海长远战略的考虑？

　　高云龙：绿色发展是青海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决不会只是一时的政策。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生态保护的做法，是我省紧紧把握全国乃至全球发展大势，结合青海结构调整、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实际，突出特色，自我加压，主动作为的结果。保护环境资源、建设生态家园，是青海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重要责任、重大贡献，也是追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青海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水源地和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生态功能及欠发达的省情，决定了青海绿色发展的独特优势和典型意义。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青海实施生态立省战略，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化，依托资源优势，发展水电、装备制造、太阳能及光伏、农畜产品加工、中藏药等特色产业，依托柴达木国家级循环经济实验区和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绿色产业已初具雏形，绿色发展的实践基础也被夯实了。

　　记者：保护三江源也好，保护青海文化也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保护生态和文化是青海之本、不能丢，但对此的保护是要付出大量资金的，贵省用什么来支撑？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平衡青海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高云龙：这是一个战略性思考的话题，我需要从如何把握三个层面的“度”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第一，从人类的角度来讲，作为青海省政府必须要把握好生态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把握这个“度”。我们一定要把出发点搞清楚，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比较容易把握。生态保护的“度”，要保护到不能有大的风沙、不能破坏草原，河流不能变成泥沙，不能有雾霾，不能有大的污染，三江源不能被破坏。

　　第二，经济发展、资源开采的“度”要把握好，要满足青海省583万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和就业需求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撑、社会支撑。如果是这样的话，只需很少的资源开采量就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就业，能过上好日子，企业能够健康运行，我反对人类无限制的发展和竞争，反对对资源的无限制破坏和过度追求GDP。把握好经济发展和每个人对物质生活追求的“度”，让人们用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精神生活，追求心灵上美好的东西，追求对自然的美好享受。如果经济发展能把握到这个“度”，而不是无限地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源开采，后边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三，青海的生态保护不仅对青海有好处，对全国都有好处，因为它是三江源头。生态保护的钱怎么来呢？一是国家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的投入。二是希望下游省份提高对上游生态保护责任的意识，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对上游生态保护进行投入。三是希望通过社会、公益进行投入。对青海省政府来讲，我们每年都会把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列入计划。各级政府对生态保护的投入都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我认为，企业投资矿产，缴纳的生态补偿费用必须要大于对生态恢复的费用。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

　　高云龙：我认为现在只按绝对值划分，把水泥、电解铝、多晶硅这一类产业视为高能耗、把高科技视为低能耗的方式太简单了。人民既需要耗能低的平板电脑，也需要比如铝合金门窗之类的铝制品，不能把骆驼拿去和驴比，要在同行业内区分能耗的高低。我认为，产业转移应该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这种转移一般都是配置到社会成本最小的地方。以铝为例，铝是社会需要的，若是在北京生产，社会成本就会很高，但在广西、云南、青海等水电大省生产，成本就低得多。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鼓励产业向生产成本最低的地区转移，在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这个转移就是合理的。第二，我们也必须防止盲目扩张的招商引资。假如不分青红皂白地分解任务指标，那它的社会成本会很高。我认为，如果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不管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都必须关停。我可以很明确地说，如果将东部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对中国的环境危害会更大，因为西部是上风上水的地方，像青海、西藏、甘肃等地，是黄河、长江、澜沧江这三江的源头，江河的源头一旦被污染，中国的江河上游、中游、下游就会全部受害。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记者：青海只有583万人口，您刚才说了，很少的资源开采量就能满足青海人过上小康生活，据我所知，到西部投资的，多数都瞄准了那里的资源。而你们推出的是“限量版”，在高门槛下，你们权衡把握的那个“度”是什么？

　　高云龙：改革开放之初，资源能源类项目只要来青海投资，不管污染和能耗有多高，都欢迎。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们青海省的招商引资政策对这类项目的评审，不是看它在所有资源配置中价格的高低，而是看它是否具有拉长、延伸的产业链，是否能形成循环产业链。如果项目有利于产业链的形成，有利于就业岗位的提供，有利于税收的增加，即使转让的价格低一点，我们也会鼓励。但如果投资只是为了单纯开发资源，没有加工业，或者只做简单粗加工的项目，我们是限制的。我的观点是，项目的建设与资源的开发必须和当地老百姓的利益紧密相连。

　　 遏制急功近利的对策是健全绿色发展机制

　　记者：青海省政府在推进绿色发展战略中，是如何避免地区、县甚至乡镇各级政府急功近利、盲目追求GDP的短视做法的？

　　高云龙：最主要的是，让全省各级政府领导树立绿色政绩观，我们参考世界银行[微博]提出的绿色GDP核算方法，积极探索了符合中国和青海实际的绿色GDP考核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环保投资增长和群众性环境诉求等列入考核指标，把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发展情况列入考核范畴，正确衡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代价，推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对绿色发展的各项指标实行目标管理。为保护三江清流，我们取消了对玉树、黄南、果洛等生态保护核心区的GDP考核目标，严格限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矿产资源开发。

　　首先，青海省完善了绿色发展扶持政策并积极推进政策的落实。制定了绿色产业规划，明确鼓励发展、优先发展的绿色产业项目，加强项目调控引导；完善了绿色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形成了一套标准化评价体系，加强绿色行业监督和管理；改进了现有价格体系，逐步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商品化、价格的量化，建立了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补偿赔付机制；调整了财税政策，运用税收杠杆来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对消耗资源能源多、污染重的产业实行高税收，对绿色发展项目和产业给予适当税收优惠，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我们还充分利用金融杠杆作用，对绿色产业给予了更优惠的信贷政策。

　　其次，是健全绿色发展法律法规。除了严格遵守国家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外，针对青海省省情，加快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立法工作，对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复核和修订，并开展了资源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和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对污染物排放总量实行制度控制和削减计划，并且全面实施了排污许可证制度。

　　其三，是创新了绿色发展机制。在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测算基础上，建立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并首先在三江源地区建立了这一机制的综合试验区，让生态补偿成为生态保护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同时，在加快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柴达木国家循环经济实验区、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步伐的基础上，争取国家更大的支持，把青海建设成为全国的“绿色经济发展示范基地”。

　　记者：您是主管金融的副省长，青海省推进绿色发展战略，如果金融服务跟不上的话，“生态立省”就会飘在空中，很难落地。您能否谈谈贵省是如何利用金融杠杆作用，发展青海绿色经济的？

　　高云龙：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核心作用，不仅如此，在生态保护、社会事业发展中，金融也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经济的支撑要靠金融，但金融也必须要有选择，我们的政策就是鼓励金融机构对省内循环产业、绿色产业、生态农牧业的发展进行支持，鼓励他们向绿色领域，包括已有企业的节能改造、节能降耗项目的投入。在生态保护上，对于一些可以进行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我们也出台了政策，鼓励金融加大支持力度。在鼓励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非公企业的投入上，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引导资金，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支持和奖励。为了与绿色发展相匹配，我们还设立了青藏高原第一支创投基金——“昆仑基金”，第一支产业基金——“西宁国家低碳产业基金”，组建了金融创新平台“青海金融超市”，重组成立了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我们还成立了青海省首家农村商业银行——“西宁农村商业银行”，首家农村合作银行——“共和农村合作银行”，首家财务公司——“西部矿业财务公司”等。我们通过争取国家各类专项资金和省财政支持，采取扩大信贷规模、拓宽融资渠道等措施，初步建立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信贷资金和投资基金支撑、全民参与的投入体系，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推进工业绿色发展的投入模式。

　　记者：贵省鼓励、支持绿色投融资项目的具体政策措施有哪些？

　　高云龙：近年来，青海省先后出台了《关于鼓励省外投资者来青投资的若干规定》、《关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等一系列吸引投资的政策措施。具体到绿色投融资项目来说，主要的支持政策措施包括税收优惠，政策优惠，补贴、奖励等综合措施和优化投资环境。对新建设的绿色工业项目、高新技术企业，政府不仅在财税、科技服务、政策引导、扶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在信贷、土地、资源等要素配置方面建立“绿色通道”，鼓励和吸引各类中小企业向绿色龙头企业提供配套的协作方向发展，完善产业链。

　　记者：在玉树重建、三江源生态保护、青海湖生态治理中，有哪些绿色项目的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和推广？

　　高云龙：有。比如：玉树重建中的代格村绿色重建项目，包括110户具有民族特色、光伏光热建筑一体化示范户工程，建筑面积9920平方米；建设了一座60kWp双模式光伏示范电站，解决代格村农牧民用电问题；建设了一个以沼气为主的核心区面积达2500平方米的绿色生活用能示范基地；还有一个远程基础教育示范点、一个基层党员远程教育示范点、一个数字化医疗示范点和一个生态旅游服务点。

　　再比如：三江源生态保护绿色项目，2012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完成投资15.4亿，是这个工程实施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一年。为了统筹解决生态保护、农牧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2010年青海省探索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推出了11项生态补偿政策。目前，涉及教育的“193”经费保障机制、异地办学奖补、农牧民技能培训以及转移就业补偿办法都已经正式施行，下达资金2.76亿。2011年青海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三江源地区落实了补奖资金12.4亿元。

　　还比如：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自2008年起，青海省利用日元贷款开始实施这个项目，总投资人民币5.4亿，建设面积涉及青海湖及周边共10个县（市），共计987.27万公顷。

　　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记者：您觉得青海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高云龙：青海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握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三者关系，而且要把握好“度”。因为资源开采就会破坏生态，对青海的很多生态保护区我们是禁止开采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民生改善的速度放缓。

　　至于机遇，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思想，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的思想，我认为这是青海最大的机遇。因为青海的城镇化率不高，583万人口中，三四百万人口都是农牧业人口。像海东地区现有160万人口，但农业人口在其中占得比例太大。国务院批准海东设市之后，要是能把这个大的机遇抓住，让农业人口中的一百万变成城镇人口的话，就可以使城镇人口达到60%，这能拉动多少项目投入啊！而这些项目的投入又能带动很多第三产业，解决更多的就业岗位。现在对城镇化率的算法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要让原来的农民真正过上城市生活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只有真正解决了城镇化问题，才能减少对自然的消耗与破坏，生态保护自然就容易了。农牧人口减少，可以使原居地人均资源增倍，留在农牧区的农牧民，生活也就会悠然自得。

　　记者：看来您认为海东是青海这个机遇期最重要的棋子。

　　高云龙：是的。青海要实现小康，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青海583万人口，160万在海东，而海东现在主要是农村人口，收入比牧区低很多。撤地设市之后，如果把工业布局和产业布局搞好，城镇化率得到大幅提高的话，西宁经济发展上去了，位于在西宁和兰州之间的海东市经济就必然被带动起来，周边的县城也必然会受益，经济会自然辐射过去，青海的小康就可以很轻易地实现了。

　　记者：您提出加强与宁夏和甘肃的区域协作，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什么？这对推进三省、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高云龙：我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了，各省、自治区之间就会形成多赢、相互促进、更好地发挥经济的辐射作用。我们的区域合作选择宁夏和甘肃，主要是因为它们紧邻青海。经济发展需要依靠增长极，必须依靠城市，城市是现代化生产要素最集聚的地方，比如技术、人才、资金等。像西宁和兰州之间只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但现在看，兰州经济对西宁的辐射作用不强，因为西部的两百多公里距离很遥远，但在西宁的东边设立海东市，而海东市的民和县与甘肃兰州市的红古区本来就是挨着的，把这个点再打活，规划建设出一个新城市，它对经济的辐射作用将覆盖到青海的民和县和甘肃兰州的红古区。从行政管理上可以各自负责其管辖区，但在规划上不能一个按区做规划，一个按县做规划，从规划和建设上必须一体化。一旦这样的区域化城市建设起来，就能向周边农村辐射，老百姓打工、做生意就能赚钱了，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记者：在您心目中，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应该是怎样的？这一梦想是否可以变为现实？

　　高云龙：青海是一个生态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的省份。在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要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基于这种省情，青海实施“生态立省”战略，只能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青海作为欠发达地区，地方财力有限，缺乏人才和技术，环境容量相对较低，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走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某些地区发展的老路，只能结合省情，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依靠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跨越发展。我想象的蓝图是：在蓝天白云下，在绿草花海中，服饰斑斓的各族人民在悠然自得地放歌，而城市的繁荣与自然的韵律融为一体。

　　记者：到2015年，青海省要“建成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原生态旅游名省”，“在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与建设等方面走在西部前列”，为此，青海的绿色金融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高云龙：青海金融业将围绕“建设新青海，创造新生活”的“两新”目标和“建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三区”建设，着力构建“五大”体系，即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创新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撑有力的金融政策体系、科学规范的风险防控体系，力争实现“六个领先”，即各项贷款增幅、实体经济贷款增幅、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幅在全国领先，金融风险防范、民间融资规范化、绿色金融发展发展在西部领先。我们的目标是：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确保2015年达到6%的基础上，力争实现新突破，使金融业成为青海省新的支柱产业。全省社会融资规模保持10%左右的增速，未来五年力争完成人民币6000亿；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保持20%以上的增速；企业直接融资保持20%以上的增速，力争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完成人民币1400亿，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覆盖领域更加广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奋力闯出一条欠发达地区金融业发展的成功之路。为此，我们将采取一系列更有力的措施确保以上目标的实现：一是政府引导、政策扶持，进一步发挥政府对金融业的引导协调作用，完善扶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二是深化改革、鼓励创新，不断推动金融机构深化改革，把推动金融创新作为金融业发展的突破口，鼓励发展新兴金融市场，设立创新型金融机构，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探索新型金融经营模式，实现从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的跨越。三是加强合作、聚集辐射，进一步强化与省内外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大金融招商力度，不断增强金融机构的集聚力、辐射力和竞争力。四是产融互动、协调发展，充分运用多种融资方式，加强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中小企业、“三农”等的金融服务，鼓励优势企业参与金融业的发展，加大金融对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加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采访人物摄影 常枫）

　　青海：走“生态立省”可持续发展之路

　　今年55岁的高云龙是青海省副省长，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青海省委主委。在如此闪耀的光环下，笔者在采访时看到的却是一颗平常心。

　　他说他当领导做事主要把握两点：一个是中央的大政方针，一个是老百姓的想法和需求，做事情如果对老百姓没好处，坚决不做。

　　他的青少年时代和很多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一样，经历了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巨大生活落差，但这也使他更了解农民生活、更能体会农民的愿望。1977年年末，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历史性决定，给了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次机遇：1978年，他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本科，继而又在校攻读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1986年，他又考上清华大学化工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时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中国培养出来的博士可谓凤毛麟角。

　　1989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后被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相中，工作中却深感工作量太小无法施展能力，但轻松的工作也给了他可自行支配时间的机会，他读了大量经济、历史书籍和人文传记，思考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

　　1994年，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合并到国家开发银行后，他幸运地碰上一位具有改革开放精神和金融创新理念的行长陈元，他告诉笔者：“陈元行长上任之后，提出政策性金融也是金融、政策性银行也是银行，必须按照现代金融管理理念来管理开发银行。他的这个理念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他请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国开行业务出现的问题进行咨询，行里选了七八个骨干配合波士顿公司的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在配合工作期间，我接受了一些现代国际银行的运营理念。后来陈元行长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思想，如何将政府与市场相衔接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负责起草了城市建设、污水处理等贷款办法，使我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人的思维不能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也不能仅仅站在一个处、一个局、一个部门的角度，而是要站在国家发展的大格局、大历史进程中来思考问题。”

　　机遇再次光顾了这位参与了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实践的博士，2002年，中央组织部搞了一个中央单位博士服务团到地方挂职锻炼，他被国家开发银行推荐，被中组部选中，派到广西百色市挂职任副市长。

　　务实的领导才能使他这个民主党派人士分管的领域越来越多，科技、商务、工商、技术质量监督、城市建设投资、土地储备、交通、工业等他都管过。2007年，广西民建换届，采取盲投的方式推荐主委，他得到80%的票数，顺理成章做了候选人，后来，大会选举时竟全票通过，这在民主党派的选举中十分罕见。

　　2007年12月，高云龙被层层推荐至广西省政府领导岗位候选人，机遇之神再次降临，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机遇更具挑战性。他被任命为青海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并兼任民建青海省委主委，将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完全陌生的高原环境中挑战他自己的信心与能力。他告诉笔者：“我刚管金融的时候，青海省农信社不良资产比例约17%，现在已降到4%，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

　　如同在广西百色工作时一样，他分管的领域从单一的金融增加到教育、科技、质量技术监督，甚至工商管理，所不同的是，由于是西部相对落后省，其管理工作的体量、执行难度和复杂度已远远超过了以往。但是，凭借青海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依靠厚道的青海各级干部，为了淳朴的青海百姓向往的美好生活，他带领主管领域的各级领导，让努力变现为硕果：2009年，青海省金融业增加值已占到该省GDP比重的4.2%，2010、2011年贷款增速位列全国前三甲，这两年内贷款余额较2006年增长了近两倍，新增贷款比2006年增加了288.44亿元；在青海全省行业管理类的排名中，教育系统政风行风上升至2008年的第四，2009年的第二，2010年、2011年的第一；“十一五”期间，青海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5%，2012年青海省“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创建及其观测研究和试验示范”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管理等领域的市场治理也初见成效。

　　谈到管理经验，高云龙对笔者说：“作为一个领导，不仅要有战略性的思维，更重要的是要有操作手法，就像下围棋一样要善于抓关键的点，还要像调火候一样把握好‘度’。”他把他的体会写进他的著作《地方领导金融管理实务》中，在他看来，地方领导要学会调动金融资源，发挥金融效率，在把握金融资源配置中，不仅要有市场的成分，还要有政府的引导，而且还需要通过政策和财政的手段，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社会、民生、实体经济等社会需求的地方。

　　高云龙已经在青海高原工作了五年多，他热爱这个山川秀美的高原，青海农牧民那清澈见底的眼神曾让他无数次的感动，作为一位省级领导，他坦言：他的梦想是让每一个青海人过上适合自己的悠然自得的幸福生活。为了青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会不懈地努力，直至梦想成真。（撰文 李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