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融资记者　井华 报道

　　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城镇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多次谈到城镇化是拉动内需、实现经济长期发展最大的红利。因此，今年“两会”期间城镇化是令人关注的热点之一。《国际融资》记者以此为题，采访并收集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城镇化的看法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发改委前主任张平强调：

　　实现中国城镇化有序、健康的发展

　　城镇化是当前各方关注热门话题，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经历了从起点低到发展快这样一个历程，到2012年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是52.6%左右。也就是说，超过了50%，这就使得中国的城乡结构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可以说大部分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城镇的繁荣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也促进了中国国内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

　　30多年，我们的城市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聚集了更多的人口，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我们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城市的道路、城市的供排水、城市的供暖等等所有生产，生活需要的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善。但是，还需要继续的优化和提高，还有不适应的地方。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一方面，城市还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能，服务的功能也在不断提升。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卫生、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市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城镇化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现在有不少的农民工以及随迁的家属、子女进城，还没有能够真正地、完全地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就是说，现在城镇化还是二元结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消除差别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也还有不适应的地方，去年一些省市城区发生一些洪涝灾害，导致交通拥堵等问题。所以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我们城市的布局、城市的规模也不尽合理，大城市继续在膨胀，因为聚集了比较多的优质资源。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显然还是不够。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还确实存在着需要注意和需要克服的问题。

　　城镇化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包括城市本身的建设，也包括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带来消费成倍的增长。所以，城镇化既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扩大内需潜力之所在。今后我们还要引导城镇化健康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不仅仅要看它的速度、它的规模，更要看它的质量和水平，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要注意的。

　　如果说具体一些，应做到：第一，搞好城市布局。大中小城市都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一是要适当地控制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大力地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第二，要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城市的发展以及人民的需要来看，还是有差距的。第三，在城市群的布局上要能够和资源、环境相适应。第四，转移的农村人口要让他们能够逐步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逐步地提高他们能够享受到的服务水平。

　　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上半年有可能出台。目的就是引导中国城镇化能够有序、健康的发展。一方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如果我们能把城镇化蕴藏的内需潜力和我们的改革蕴藏的红利结合起来，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记者手记：城镇化的道路，既要强调政府的作用，更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作用正如张平副委员长所说，就是引导中国城镇化能够有序、健康的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

　　通过改革支持城镇化所需要的融资

　　首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需要高度重视的，国务院不仅专门开会，而且在其他一些会议中也都表达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以及隐含的风险的高度重视。其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应该量化分析，既不要低估了它的风险，也不要说好像风险已经大得不得啦。怎么看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程度呢？根据银监会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别划分，可以划分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项目型的贷款，也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但都是些有收费能力的贷款。这类贷款如果银行掌握得当，事先分析到位的话，不一定会出现偿付上的问题。

　　再有一部分贷款是有抵押和质押支持的。这部分贷款只要抵押品和质押品不出现巨大变动，风险也是可控的。还有大约20%左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项目可能是公益性的，本身没有收入来源，要靠地方财政运用未来的其他收入综合进行偿还。这部分平台贷款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也是容易出风险的，还涉及到地方政府做的有些担保或者保证是否恰当的问题。对于这部分贷款，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风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一些地方政府应该做的事，但是难于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金融市场还应该考虑通过改革，通过引进新的金融工具，通过规则的制定和调整来使得一些有综合收益或者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融资能够获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支持。若能这样的话，既可以在未来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种方式所隐含的风险，又能够创造出一些支持中国现阶段发展，特别是城镇化所需要的融资。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既关注它的风险，同时也要对它进行分类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防范风险，同时也能看清楚下一步改革和金融创新需要朝哪个方向走，以便把现存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解决好。

　　记者手记：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面临数量多、举债融资不规范，不少地区和行业的偿债能力弱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城镇化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大问题，解决的途径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说：金融市场应该考虑通过改革、通过引进新的金融工具、通过规则的制定和调整来使得一些有综合收益或者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融资能够获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支持。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蔡继明认为：

　　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改革土地制度

　　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其实内需始终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占有重要比重、只是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领域，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农民的收入低，消费水平就低，而又有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所以，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人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数，现在大概是2.6亿的农民工，如果我们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假定两个人一个家庭，那就是1.3亿套房子，一套房子按60平米的话，那就是78亿平方米。这大概相当于我们十年左右房地产住宅建设的总和。这对房地产的拉动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住房需求增加，对相关的产业以及房屋的装修，家电，家具的添置也会有一定的拉动。

　　应该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30多年的时间，城镇率达到了52.6%，这个速度很快，对此，有人说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也许走了欧美国家大概一百年左右走过的历程。但是这52.6%，实际上是一个宽口径的统计，也就是根据在城里工作、生活六个月以上就被算入城镇人口。前面提到2.6亿的农民工，至少应该有2亿左右是统计在这里边的，就是“被城镇化”的，他们并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同等待遇，学术界对此称为“半城市化”，如果要是把这一部分水分挤出去，按全户籍人口算，我们大概只有36%左右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这样的城市化率还是偏低的，所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至于怎么理解城镇化，这又是我们值得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加快城镇化的投资计划，大概累计起来据说高达40万亿，而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投资计划那才4万亿。有的城市千百年来的面积也就十几平方公里，而计划要扩大两倍，就变成了30多平方公里，这是对城市化的误解，有些城市理解城市化就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这是一个误解。城市化主要还是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中国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它不仅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平均城市化率真实的水平大概没有达到一个点，而且也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现在农业的增加值在GDP里面只有12%左右，但是，70%的人口还在农村，这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另外一个更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城市空间扩展的速度很快，从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城市的空间扩大了两倍、三倍以上，而城市户籍人口只提高了一倍，这个原因在哪儿？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空间城市化，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制度。现在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如果按照《物权法》，不管是国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甚至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平等的。

　　事实上，我们农村集体土地，无论是在所有权的限定上，在使用权的转让上，还是在土地用途的转变上都和国有土地不能够同日而语。比如说征地制度，现在的征地制度，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都要首先由政府采用行政性手段，把农村集体的土地先变成城市国有土地。这种征用给农民的补偿是非常低的，通常是按照土地原来的用途，就是农地来补偿，但土地一转手用于工业开发、商业开发，尤其是用于商业开发、房地产开发，那地价要比补偿给农民的费用高出10倍以上，甚至是百倍，地方政府就热衷于这样做，从而获得土地收入，以至于城市的空间不断地扩展，建大马路，建大广场。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却没有积极性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加以妥善的安置，尤其是尽快地把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这样一来要提供住房、医疗、甚至子女入学等等，如此将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所以这种土地制度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城市化严重地滞后于空间的城市化。所以要想加快城市化进程，土地制度必须相应的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地方政府这个角度，土地是增值，土地是经营城市、获得预算外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那么，相当一部分土地是不能够再采取政府征收的方式来征收，尤其是非公共利益。我这里讲公共利益可以征收，但也不是必须征收，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农民的土地，是可以征收，而不是必须征收。从逻辑学上来讲，公共利益是政府征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非公共利益就绝不能够征收。但是，从经验上来看，公共利益用地一般大概不会超过30%，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土地是非公共利益，如果这个土地不能征收，就要允许土地进入市场，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地方政府会还不会有积极性？要单纯从这点来说，是没有积极性的。但是我们这项改革必须考虑到配套，在杜绝或者说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同时，必须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开辟新的税种，比如房产税，如果普遍地开征房产税，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这个环节减少的收入，完全可以通过房产税、地产税的渠道来加以弥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随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我想，地价会降下来，房价也会降下来，房价降下来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降低了，大学生毕业以后留在城市的门槛也降低了。如果在城市就业的人口，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这方面支出降低之后，就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那么，企业的用工成本就会相应的降低，企业就会增加就业的岗位。同时也就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税收提供了很多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边失去的东西从这边又可以得到补偿。我想，一定是要有相应配套的政策，才能够使得中央目标和地方政府利益能够一致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一旦拿到了各种证书之后，就要交易。交易的时候还要不要通过集体来认可呢？假如说房子是我的，宅基地也是我的，不仅归我所使用，我离开了之后，我还要把它传给我的亲友，传给下一代，这就有了继承权，甚至我拿它去抵押、贷款、出租、转让，它拥有了完整的物权之后，所有权似乎就淡化了，是不是就空有虚名，我想这是好现象。实际上农村集体土地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它的所有权，宪法上规定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许买卖。我们知道，城市拥有的土地以及城市拥有的各种生产资料都是可以买卖的，那么，为什么集体的土地就不可以买卖呢？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必须交给本村人使用，可是我们国有土地不仅可以交给本市居民使用，可以交给外来的投资商，甚至还可以交给境外企业使用。国有的土地产权，包括房子，可以自由地转让、出租、抵押。而农村集体土地则不允许如此。所以，原来的这种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到底是谁？我们似乎找不到。国有土地是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这是土地管理法的一种。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管理者是村委会。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确权，到底确给人？还是村委会？还是村级组织？还是确给那些村民小组？村民小组可能有的时候两三个人就是一组，中国集体土地产权在全世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产权的界定一直不是很清晰。所以，实行确权登记颁证，至少从精神实质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的要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是一致的。这样的过程还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记者手记：蔡教授涉及的是城镇化的本质问题，不能误解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镇化主要还是人口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低价拿走农民土地。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江提出：

　　中国实施城镇化战略应注意三个问题

　　城镇化已经确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这个战略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这里我仅对很少有人论及但又很重要的三个问题谈点儿看法和建议。

　　第一、中国城镇化的目标设定。中国城镇化的目标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个是生活在大中小城市及村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但后者的数值要比前者大。这里先讲一下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农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95%以上，个别的国家甚至达到了99%以上。但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多地。为了确保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基本需求，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注重提高土地产出率。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保留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比例的农业人口对有限的耕地资源进行精耕细作。我初略估计，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农业人口还需占总人口的20%左右，换一句话说，人口城市化率大约占80%左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为这是我们制定城镇化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二，要把村镇建设作为中国城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所提到的“村镇”是指县以下（不含县城）的小城镇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集中居住区。我估计中国未来大约还有35%左右的人口（含20%左右的农业人口和15%左右的非农业人口）生活在县以下（不含县城）区域，这些人同样应该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就是逐步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少数大山区和游牧地区的人之外）向村镇集中。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前述的让更多的人享有现代城市文明外，还有三点：一是有利于节约土地；二是有利于减少道路、水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三是人口集聚可以催生新的服务业需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出现欧洲、北美、澳大利亚那样在广袤的原野上，农民一户一户独居的图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全面规划、宏观指导及政策支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人口城镇化之路。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认真研究，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在本世纪中叶前基本实现农村人口的村镇化。

　　第三，城镇化战略要考虑粮食主产区应转移出更多的农业人口。

　　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农民致富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这是由中国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所决定的。一户农民只种几亩至十几亩地，只相当欧美澳发达国家农户耕种面积的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在粮价已与国际接轨的今天，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农民收入低、种粮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像湖南这样温光水资源可以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的地区，双季稻面积已经很少见了。因为农民外出打几天工挣的工钱就相当一亩地多种一季水稻的纯收入。长此以往，国家的粮食安全令人堪忧。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扩大种粮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就必须使用耕地、插秧、收割等农业机械。而农业机械的使用只能在平原和丘陵地区进行。这就需要统筹考虑农村不同地区的人口布局或者说村镇化布局。我认为主产粮地区如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应比不适应机械化作业的蔬菜水果花卉产区转移出更多的农业人口，以利于粮农家庭经营规模的大幅度提高。因此，我建议国家应从规划、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尽快使主产粮区的农民扩大家庭经营规模，增加收入，从而调动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记者手记：李江代表提出的问题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一种思考，所谓新型城镇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不能忽略国情。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政协副主席蒋忠仆建议：

　　支持河南省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

　　城镇化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中央明确提出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近年来，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加快城镇化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不断完善和深化推进城镇化的思路、举措和政策，积极探索具有河南特色、符合河南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保持了较快发展的态势，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2012年底，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2.4%，总体上进入了速度与质量并重、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阶段，具备了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基础和条件。

　　河南作为中国的缩影，是全国人口分布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城镇化推进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河南省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对于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支撑中部地区崛起，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迫切需要。目前，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1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五位。城镇化水平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最突出的聚焦点。滞后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有效转移，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造成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不够，工业化水平难以提升。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在河南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以点带面、率先突破、带动全局，不仅是实现中原经济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可以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二是支撑中部崛起的迫切需要。河南省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均占中部地区的近三分之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要达到48%。而目前河南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最低的省份，没有河南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部崛起的总体目标也将难以实现。三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迫切需要。中国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今后10年，河南省将有近1800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新增消费和投资需求近4万亿元。在河南省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能够全面激发近亿人口所孕藏的巨大内需潜能，拓展内需增长空间，形成全国最具活力的内需市场，为全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河南省人口占全国的近十三分之一，由于人口多、农业人口比重大、基础差、底子薄，全面小康建设总体进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型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只有逐步减少农民数量，才能从根本上富裕农民。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关系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河南6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面小康，全国也将难以实现全面小康。

　　为此，建议国家支持河南省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城乡建设投融资、城乡发展一体化等方面率先先行先试，为全国同类地区加快发展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记者手记：河南是种粮大省，耕地受到严格保护，在这样的省份，城镇化如何搞，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国际融资》记者特意采访了河南省的人大代表。蒋忠仆代表提出的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路子。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华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国允提出:

　　要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而来的农民工群体日益增多，目前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3亿，外出农民工数量达1.64亿，他们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目前还是被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仍得不到城市市民的身份和待遇，正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很多，一是城乡二元分化的户籍制度壁垒。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城乡分割作为主要特征的二元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该制度所衍生的二元化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都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政府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但不能在城市生根，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壁垒。国家给市民和农民工提供了两种不相同或者说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在城市里市民有低保、医保、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多项相对齐全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这种制度的缺失或排斥让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阻碍了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近几年，中国各大城市频繁遭遇了“用工荒”，现有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存在的缺陷是其主要根源。

　　为有效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此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快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对于达到条件的农民工，政府相关部门要彻底放开户籍、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就业和住房问题等门槛，消除就业歧视，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积极推进属地就业，切实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并将农民工纳入其所在城镇劳动者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范围，使其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

　　第二，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要按照“就地就近”原则，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政府相关部门要负责落实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要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改变外地户籍考生不能在当地报名参加考试的现状，要对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

　　第三，进一步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要把农民工的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宅建设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多方式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的途径。政府要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使他们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市民待遇。

　　记者手记：周国允代表来自河南农村，他提出的促进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建议应该说更符合城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本刊记者 井华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