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娜

　　日本首相安倍的政策措施从短期看，无疑可以通过日元贬值促进日本的出口，对经济将起到一定拉动作用。但从长期看，仍是治标不治本，日本经济增长潜能殆尽的事实靠激进的货币政策是难以解决的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2013年2月5日表示，他将于3月19日卸任，较原定时间提前三周。白川的离任被认为将带来市场期待已久的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希望日本央行下任行长大力实施宽松政策，以实现2%通胀目标。安倍的政策措施从短期看，无疑可以通过日元贬值促进日本的出口，对经济将起到一定拉动作用。但从长期看，仍是治标不治本，日本经济增长潜能殆尽的事实靠激进的货币政策都难以解决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经济上的后发优势正在消失。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到80年代，虽然中间经历了石油危机和冷战结束的动荡，但日本仍然挤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在新世纪，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日本不可能再拿别人的东西经过改良成为自己的技术发展经济了，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推动的高速增长已经彻底结束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放缓，而且自身的创新能力也在下降，供给难以提高。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日本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就是长期贸易顺差的结束。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是这一转折点的开始，市场曾一度认为这是一个短期因素，但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的贸易逆差打破了这一幻想。日本人口结构不断恶化，劳动力绝对减少，社会保障财源不足，企业负担加重，同时，政治体制不健全，“扭曲国会”导致经济改革无法推行，大政方针也得不到长期贯彻，企业不得已集体外逃，造成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这才是日本结束贸易顺差的最根本原因。2011年日本地震后，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开始扩大，产业外移加速，日本综合研究所认为，生产持续向海外转移，已经与地震、外交对立等天灾人祸没有关系，日本贸易收支的赤字化是迟早的事。企业的集体外逃造成的结果就是日本拥有庞大的外部资产，而内部经济却持续低迷。

　　同时，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现在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是23.7%，马上就到25%了，而这个数字按照原来的预测是到2020年才达到，但是因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远低于预期，所以老龄化率现在已经达到25%。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迅速进展，他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保障资金，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口占比的下降，经济增长活力的明显下降，这是日本现在存在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依靠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吸纳外部人才，充实自身劳动力人口，比如美国、中国香港，而日本严格的移民政策使它在内部新增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斩断了对外吸收的道路。

　　日本存在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逆转的，根本不可能通过更激进的货币政策缓解。2011年日本有计划提出要建立“中等均衡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事实上就是他走下坡路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际地位下降的一个无奈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超出了世界的想象，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中日双方力量发生了转变，这对日本是很大的冲击。同时，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低迷，迫使美国政府将大量的注意力转回国内，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面上不管是安全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能跟美国正面讨论大问题的国家是中国，在亚洲能和美国分享利益的也是中国。这些加之先前提到的内部问题，日本自信心极度下降，进入了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

　　可以想见，安倍推行的更激进的货币政策难以改变这些问题，因为难以改变日本的劳动力问题，难以改变日本政治体制问题，大政方针的长期贯彻也困难重重，仅依赖日元贬值形成的短期利好是难以阻止日本企业外逃的，更难以阻止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加剧。

　　更何况，日本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央行为了挽救金融业，用财政收入大量购买企业有毒资产以填平泡沫破灭后的大坑，加之刺激经济措施的推行，给日本留下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到了小泉当政时期，日本经济一度显露复苏迹象，单财年的财政收支有望平衡，但金融危机很快将这一期望打破。目前，社会保障支出和国债利息支出就已经占了日本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果再加上安倍不久前提出的10万亿日元经济刺激措施，日本的财政危机恐怕难以避免。

　　一直以来，日本的国债主要由日本的企业和个人持有，这依赖的是日本的高储蓄率，1990年日本的家庭储蓄率是15%，它能够支撑日本的发债需要，但到2009年，储蓄率就已经是5%，从15%到5%，如果按照这个速率降下去，到2016年日本的储蓄率就会变为负值。企业方面，2011年末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已经下降到2.2万亿美元，按照目前每年要借4000亿美元的速度，这2.2万亿美元在五年之内就会被消耗光了，那么，接下来日本会像欧美一样开始借外债，如果按安倍的计划，把负债率提到240%，那借外债的时间就会更早的到来，也许就在2015年？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日本的情况似乎与美国和欧洲有点儿类似，或者可以说，日本也患上了与美欧相同的病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曾对这个病做过一个解释：“是实物生产和消费不平衡，实物生产不足形成了贸易赤字，导致了它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进而导致了它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就是产业空心化使日本逐渐形成贸易逆差，日本的产业被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挤掉，消费品只能依赖进口，商品项下形成的贸易逆差只能依靠资本项下的顺差来弥补，日本也不得不走上美国的老路，安倍的更激进的货币政策似乎也是为了迎合这一点，但日本的债务水平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日元虽然是与美元联系最紧密的货币，但其影响力也不可能与美元相提并论。更何况，美国的虚拟经济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不具备这些条件。

　　在军事方面，日本自二战后丧失了军事自主权，它的军事安全基本操控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决定着日本是不是一个能够有自卫能力的国家。在金融方面，日本在金融领域相当封闭，在日本上市的2000家企业中，外资企业仅有16家，这与美国大相径庭的。而且，日本的技术项目相当封闭，基本不允许外资介入，这也使其国内市场很难有外资的立足之地。联合国[微博]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被统计的140个国家中，日本的实际使用外资情况只排第131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连效仿美国的最基本前提条件都不具备。

　　那么，如何定位日本呢？它不可能效仿美国，而依附于美国。日本只能依赖日元的避险地位在美元超发时大量输出日元，维持其资本项下顺差，同时依靠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以期美国在军事和金融方面的庇护，日本只能做一个依附性的“中等”国家。这时，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假设：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同时人民币国际化逐渐成熟，那么，日本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游走，“平衡”自身利益。

　　最后的补充，日本也并非完全没有出路。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中国的生产成本在上涨，生产力的增速受到抑制，而欧洲的生产成本正被不断压低。像西班牙一类的国家，为什么能从欧债的泥潭中走出来？因为它出现顺差了，50%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把它的工资不停地压低压低再压低。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情况就是，欧洲的生产成本降低，同时，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加之人民币升值的作用，最终欧洲的产品价格取胜呢？当然这个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十年？或者更长。当然这些都还需要观察，而且这种变化可能引发另一轮全球经济的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