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焘

　　《逃离德黑兰》拿到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与其说是所谓的“美国精神”的胜利，不如说是“个人”的胜利（虽然个人主义常被称为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但我还是认为“美国精神”这个词有太多中国特色）。

　　美国与伊朗间的政治危机是这个故事的起因，但进入状态之后，危机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伤害成为了背景式的存在，推进戏剧冲突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对待国民的生命与尊严，以及个体的自由选择如何让每一个观众感动甚至产生共鸣。这已经是好莱坞那些表现“美国精神”的大制作套路，其间虽有苦痛挣扎，但不违人性的态度让它能历久弥新。

　　《逃离德黑兰》用历史和政治包装，同时有传奇或者说是充满戏剧性，最后落脚到彰显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并将个人选择升华，从这些安排上来说，它能拿到奥斯卡最佳剪辑、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影片奖并不离谱。

　　首先它说的确实是一段隐秘的史实。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激进分子冲入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挟持了66名人质。直到1981年1月20日，美国人质才全部获释。期间，有6名美国外交人员逃到了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官邸内。他们一旦被发现，于公会引起一场外交风暴，于私这6个人可能性命不保。美国方面制定了秘密计划营救这些人。

　　其实这些事是有前因后果的，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萨穆台当选伊朗首相。美国帮助巴列维国王和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萨穆台。而美国扶持的巴列维犯了众怒，1979年1月流亡国外。10月，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病，这激怒了伊朗的革命者，才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美国与伊朗乃至中东世界的冲突及对错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120分钟的《逃离德黑兰》只用了10分钟将这些一笔带过。很明显这部电影肯定不是在说历史或者对此进行判断，只是借此营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故事背景。

　　电影的戏剧性也就此展开。

　　美国中情局特工安东尼奥·门德兹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他注册了一个电影公司，像模像样地要拍摄一部科幻片《Argo》（也是《逃离德黑兰》英文片名）。这部电影要到伊朗取景，而那6个人会作为工作人员，在取景结束后返回美国。

　　这个计划是真实存在并被成功实施的，天然地有传奇色彩。《逃离德黑兰》借此进行改编，并设置了惊心动魄的细节。比如说在电影的最后，6个人加上门德兹登上了飞机（史实是那6个人加两个特工），伊朗革命军沿着跑道加速追赶，企图阻止飞机起飞。伊朗媒体已经指出这是电影的杜撰并有“政治动机”，而且制片人也承认这有违史实。但这却是最程式化的电影桥段，作为观众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电影最具起伏性的情节之一。

　　这不是一部纪录片，也并非为彰显一个国家为了面子去拯救自己的臣民（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总统下台的一个原因），否则就像电影中人物说的那样：若是苏联人质被扣押早就开打了。电影中的美国政府对营救6个人是没有异议的，或者说保护每个普通国民的生命与尊严是基本共识（电影中6个人身上也没有什么机密可榨取）。只不过这可能会引起外交冲突，这种风险需要决策者去承担。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人肯定要瞻前顾后，此间的“小心眼”是人性，不是某种制度可以消灭的。电影中参与营救的人都在承担这种风险，但在关键时刻都是将别人的生命放在自己的前途之上。

　　当然这有点儿过于理想化。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政府能将个人的生命与尊严放在首要位置，那个人作同样选择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一个政府视人的生命如草芥，那个人选择草菅人命仿佛也很“顺理成章”。

　　阿弗莱克扮演的特工所面对的选择更加直接。电影中的营救计划已经泄密，CIA要他撤回，否则可能有生命之虞。他把自己关起来想了一夜，最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继续计划，虽然此时官方已经停止了相关的配合工作。也就是说这次营救已经从国家行为变成个人选择。而阿弗莱克的选择明显有点儿舍身取义的味道。

　　其实单纯地讨论是否应该舍身取义很难有结果，也有点儿不着边际。我想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出于自己深思熟虑的选择，那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舍身取义都是伟大的（并不是说它应该被提倡）；但一个人的牺牲若是出于被迫或者因被洗脑而条件反射式地做出，那这种舍身取义则与善无关。如果说在《逃离德黑兰》里，美国政府给它的特工下了一道“死命令”：救不出这6个人你也别活着回来，那救不出来自然是一出悲剧；救出来了也不过是一场冒险。6个人的生命绝不大于1个人的生命，能打动观众的绝非生硬地以命换命，而是当电影中的个人在自由地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让人觉得人性有闪光之处，甚至于以为身边便有这种良善可期。

　　《逃离德黑兰》自拯救个人开始，于个人选择要舍身取义到高潮。如果说这是美国精神，只能说制度设计本身就将“个人”的生命与尊严放到了首位，有这样的社会土壤，同时秉持选择的自由，过程中的曲折反复才会让凡人感同身受。在这个意义上《逃离德黑兰》就是“个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