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涵 北京报道

　　 最近，美国《价值》杂志梳理了2012年度全球金融界前100名最具权势人物，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排名第27位。

　　 这个每天睁眼就要面对3亿元盈利任务的“基金经理”，从1992年被调入国家经济体改委出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到9年的财政部副部长经历，再到2007年挂帅中投，始终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线。

　　 也正是因为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立场，他被人们称为“市场派”。

　　 2月26日，十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国家机构领导人建议人选备受关注。随着2013年全国两会临近，新一届部委领导班子也逐渐浮出水面，去年11月成为十八大中央委员的楼继伟有何新使命也备受关注。

　　 2月17日，在以“改革”为议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上，楼继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改革的看法：“只有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痛下决心要割尾巴，有责任担当，改革才能成行。我们的规划做得不少了，关键是怎么干。”

　　改革经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形成各阶段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总体方案。这一提议引发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也是在这次论坛上，楼继伟畅谈了他的“改革经”。

　　 在中国，什么样的改革是最小一揽子，我们又如何找到它？楼继伟给出了他的答案：改革总是有先有后，需要有一种改革为另外的改革铺平道路。我们必须把最基础的改革，变成最小一揽子。

　　 “有决心干好最小的一揽子，未来才有更大的勇气干更大的一揽子。实际上，1993年的改革就是这样，一边在制定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一边同时就在干这些改革。必须坚持最小一揽子同时做，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改革不是无序的。在楼继伟眼中，提高统筹层次至为重要。只有先改制度，才能“正儿八经地做改革方案”。

　　 以社保基金为例，在论坛上，有经济学家提到希望3年内划拨20%到30%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楼继伟就认为，3年之内绝对不能改。

　　 “如果现在有钱给社保，那它接下来就没动力改了，一定要倒逼社保制度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改革。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大顺序和小顺序。应该先提高统筹层次，把制度定下来，有制度才有动力，不然的话就有道德风险。”楼继伟称。

　　中投岁月

　　 2013年，中投6岁了。作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掌门人，楼继伟在与中投一起成长。中投这几年的投资策略，映射着楼继伟的投资心路。

　　 “2008年市场非常不好，我们的观点是不投资，什么行业也不看好。2009年，我们看到了很多困境投资的机会，回报不错。2010年以后，我们比较全面地展开了各方面的投资。去年是比较艰难的一年，但比前年要好，我们去年低配了欧洲，超配了美国和泛欧市场。2013年预计将是缓慢复苏，但也看不出有非常好的亮点，我们回到了基本平配。”楼继伟称。

　　 艰辛的成长也带来收获。记者在中投年报上发现，该公司的境外投资组合年度收益率已从第一个会计年度2008年的-2.1%，增长至2009年和2010年的11.7%，并在2011年萧条的市场中仍获得了3.8%的累计年化收益率。

　　 和中投一样快速发展的，还有同样由楼继伟挂帅的中央汇金。

　　 2月22日，已满10岁的汇金公司在2013年工作会议上披露，截至2012年底，汇金参股机构已由2003年的2家发展到20家，资产总额68万亿元，约占全国金融业资产总规模的一半，净资产总额4.8万亿元，2012年实现净利润总额8000多亿元。

　　 公司强劲的业绩得益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汇金模式”。

　　 在总结“汇金模式”基本经验时，楼继伟表示，汇金只做“积极股东”，不做“婆婆”。汇金探索的，就是国有股东如何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地有效行权。

　　最懂财政的基金经理

　　 在中国，不会有哪个基金经理比主权财富基金的掌舵者楼继伟更懂财政。

　　 他几乎参与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每项重大经济决策，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并参与设计了1994年的税制改革，这项改革一度拯救了中央的财政危机。

　　 20年来，他见证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变迁。即使在担任中投和汇金公司董事长后，楼继伟仍关注着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

　　 2012年，楼继伟敏锐地提出，中国财税体制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就是合理进行中央与地方间的职能和财力分配，把国家管理的“事权”收上来。

　　 “中国和任何大国都不一样。我们国家是地方在管理着绝大多数职能，而履行职能要财政支出，所以百分之八九十的支出在地方。专项转移支付所对应的事务中，有一部分是国家应该管理的，却通过专项补助让地方去管理。”

　　 在楼继伟看来，这也是造成食品安全等问题的直接诱因之一，“我国相应的管理职能主要在地方。比如‘毒牛奶’当地知情人都不喝，为什么当地政府没有认真去管呢？因为哪个地方严格执法，哪个地方的企业就没有竞争力，就会损失就业、税收。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国家来管。”

　　 未来的改革，该如何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呢？

　　 楼继伟认为，可以遵循三条标准。即假如一项活动的外部性只是一个地方得益，或者一个地方受损，这个事情就交给这个地方来管理，如果其外部性是跨区域的，应该在更高的区域级别上管理。此外，信息处理越复杂，越可能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事项，越应让地方管理，因为地方政府熟悉基层事务，比中央政府容易识别信息不对称。最后，要设计一种体制，使得所有的参与人即使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运作，也能导致整体利益最大化，这种体制就是激励相容的。而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的管理体制正是激励相容的反面例子。

　　 “中央要在支出上占更大的比重，中央公务员的人数要增加，要从地方划上来。如果说我们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到‘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已经步入深水区，果敢而又慎重、坚定而又持续地推进财政改革，在管理国家的方式上采用现代国家的做法，将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打下基础。”楼继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