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创始人侯为贵稳健、中庸的性格一样，20多年来，中兴通讯[微博]的发展波澜不惊，包括在权力交接这一最敏感问题上。如果说2010年“史立荣接替殷一民任总裁”那场风波是侯为贵主导下的一次人事大变局，那么近日“副总裁沈力被下岗，侯为贵之子侯正之上位”的传闻或意味中兴已进入家族化快车道，这家“没有故事的企业”未来或上演“父权子继”的接班故事。

　　2010年史立荣取代殷一民

　　2010年3月30日，中兴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长侯为贵、副董事长王宗银和谢伟良等人全部留任。同时留任的还包括管理层的三位执行董事——总裁殷一民、执行副总裁史立荣与何士友。

　　3月31日，中兴第五届董事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侯为贵再度当选董事长。执行副总裁史立荣被聘任为总裁，何士友、韦再胜和谢大雄等6人被续聘为执行副总裁，其余10名高级副总裁也无一例外地获得续聘。

　　在这一连串“留任”与“续聘”的和谐表象背后，局外人极容易忽略的事实是：尽管留任董事会成员，但总裁殷一民并未再度获得董事会的续聘或聘任，他出局了。

　　当时，中兴采用“逐级传达”的传统政治运作方式向员工通报“换帅事件”。侯为贵曾解释说：“殷总在任6年，身体上、工作上都承受了很多压力。辞去总裁职务，这不影响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董事会换届是上市公司的惯例，属正常变动。”

　　在侯为贵开创中兴“国有民办”体制并推动公司上市之后的岁月里，与侯同一时期的创业元老或陆续退隐、或转而在董事会与关联公司担任虚职。而渐次走向前台的，是以殷一民、史立荣、何士友、韦再胜与谢大雄为代表的“少帅”阵营。2002年前后，侯为贵以下的管理层形成了殷一民、史立荣和何士友的“三驾马车”格局，而殷一民终于成为率先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他被置于最前线的炮火下，6年后，又宿命般地成为第一枚被放逐的残棋。

　　这场风波曾掀起对中兴“中年危机”的讨论，关于接班人问题，业界则普遍认为并不非史立荣莫属，当时分管中兴手机体系的执行副总裁何士友与执掌中兴移动的侯为贵之子侯正之都有机会。

　　2013年沈力自曝“摊上没事了”

　　2013年2月17日，中兴副总裁沈力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上发布了“被下岗”的消息。“今年过年新语：你摊上大事了！上班第一天收到通知，我摊上没事了！就是告别管理岗位了！摊上下岗了！……现在在适应新环境做好一个普通员工……”“以后再叫‘沈总’就属于骂人和身心伤害，谁喊罚谁款。”

　　目前，中兴尚未对此事做出公示，坊间倒是流传起侯正之上位，中兴家族化加速的消息。有中兴内部人士认为，侯正之目前在中兴担任的职位是副总裁，级别高于沈力，不存在趁机上位的可能。另外，“侯为人低调，以前一直在中兴通讯的子公司就职，从目前公司高层排位来看，说接位还为时尚早。”另有有分析人士称，沈力被“贬”的主要原因，是其中兴通讯手机终端市场宣传和渠道建设缓慢，完全跟不上华为、联想。

　　侯为贵是否将带领中兴走上家族企业之路尚不得而知，但中兴“大股东权力不受制约、治理结构还远谈不上科层化”却是事实。中兴通讯由航天系统691厂、深圳广宇工业集团与中兴维先通共同投资组建，当时号称首创了“国有民营”经营机制。1997年，登陆深交所A股市场，7年后又登陆港交所H股。有分析认为，中兴和很多高速成长的企业一样，往往暂时顾不上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久而久之就很容易硬化成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心病”。

　　侯为贵谈接班：不用空降兵

　　对于企业而言，权力交接在任何时候都是敏感的话题，而制度和公开正是消除敏感最好的药方。作为掌舵者，侯为贵在谈及中兴接班人计划时始终都留有余地。

　　2003年，侯为贵曾表示，“我相信我们接班人的工作会做得相对比较平稳，而且会有个过渡期，看他是不是真的能适应，不行还可以按公司章程进行调整。”

　　2008年，侯为贵的表述更加清晰，“企业是一个制度化管理的组织，干部（包括总裁在内）的管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不管是谁负责企业经营，都将受董事会、股东会的监督和管理，最终还要根据业绩、绩效来考核。做得好当然可以继续做下去，不好的话肯定就会被调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2011年，侯为贵这样阐释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中兴通讯一直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则去做，不是某一个人说算。我个人不赞成用空降的方式寻找接班人，如果一个人对企业不了解，突然来管这个企业，风险太大。还是应该在这个企业呆了十年二十年的人，在公司有一定的股权，这样比较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