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如果让你归纳《沉思录》、《旧制度与大革命》、《世界是平的》还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等书有何共同点，答案除了它们都曾经是畅销书外，或许还要加上一个：这些书都是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常委推荐过的书。而公众通过这些书单，也大致勾勒出最高决策层有如此一间虚拟的书房。

　　荐书很频繁

　　为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推动干部读书，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从2010年开始联合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截至去年9月，已经有七批书目推出，50本左右。其主体涵盖历史、政治、哲学等方面。

　　2010年底，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收入的经典著作就达32部，其中介绍里每一本书都有国家级和省部级领导推荐的字样。

　　相比宣传、组织部门正式推荐的书目，大众其实更感兴趣一些领导干部非正式场合提及或推荐的图书，比如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访问的总理温家宝，提及古罗马的马可·奥勒留所著《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此后，温家宝对《道德情操论》的推荐不止5次。

　　另外一位比较喜欢荐书的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他特别偏爱的是汤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在重庆任市委书记期间，汪洋就将此书当做寒假作业布置给重庆市的党政干部，到广东任职后汪洋又在多个场合大力推荐这本书。

　　后来汪洋又推荐过《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幸福的方法》和《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另有中国古代经典《论语》重编版《新论语》，以及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撰写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

　　在去年底的新华社人物特稿里，曾经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甫一问世，立刻引起李克强的注意，他马上要求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而在去年8月，汪洋通过《羊城晚报》，也向公众推荐过此书。

　　不管高层推荐过什么书，或者是否阅读这些书，更关键的还在于这是一个读书与学习的态度。

　　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时任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就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读书不仅是领导干部提高能力的手段，对大众而言也是如此，不过近年关于中国国民阅读量的调查却不那么乐观。

　　“2011年，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一段时间以来，这个论断被各种媒体反复引用。反差令人惊讶，但中国的数据本身还是有权威出处，这是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得出的数据，2010年是4.25本，2009年是3.88本，2008年是4.75本。

　　阅读量下降虽然是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数据确实偏低，跟传统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地位不相符。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数字阅读的增加，Enfo Desk易观智库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移动[微博]阅读客户端市场累计用户数达到4.14亿。

　　不过，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这两种形式有较大差异，手机阅读的可能是书，更大的可能是报纸、刊物。即便单独调查数字阅读的数据，也未见得让人放心。同样的调查显示，2011年，国民数字阅读人均读书仅1.42本。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云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高层推荐图书带动了阅读风气，当然是好事，同时她也好奇这些荐书背后可以解读出的信息。

　　书籍背后的意味

　　如果说非要找出一本足以代表2012年热度的推荐图书，可能莫过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去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其新浪微博上称：“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了解华生经历的也在猜测“老领导”可能是28年前“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之一，这本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历史学著作遂从学术书架转到大众读物的平台，一时间洛阳纸贵，从年头热到岁尾，几度脱销。

　　甚至有报道称，商务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去年的销量已近20万册，这对于一本学术理论著作来说非常难得。

　　这本书从年初被提及，到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这本书，并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于是，大众对这本书更为求知若渴，甚至个别国企还在团购此书发给员工阅读，而重读托克维尔和解读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直言他是去年3月再读这本书，大家热衷翻阅此书，不只是提高学识修养，还想了解这本书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去年底曾刊文《重读托克维尔》解读该书，他得出一个结论是：“改革既已发生，从此就意味着与革命赛跑。不能改革到一半，摸到一块最大石头搂在怀里不动弹，那就只能让后面的革命赶上来扑倒——千夫所指，焉能不倒？”

　　不过，李凡并不太认同这个结论，他认为这本书更多是传递关于大革命风险的提示。

　　李凡告诉本报记者，大众在阅读此书时可能会产生居安思危的意识，即联想到中国的改革会否给社会带来动荡。他认为并不用过虑，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跟踪研究和探索，四川步云乡的乡长直选、四川白庙乡以及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还有上海闵行的绩效预算等基层改革背后都有李凡的身影。“只要改革从基层起步，不断试点，其风险范围与程度都是可控的。”

　　当领导得读书

　　实际上，华中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梁木生也说，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与当下都有重大差异，并不能把两种改革简单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面临的上层建筑改革也是顺理成章，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其实可以参考亨廷顿的相关国家发展理论。

　　目前正在重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学博士钟书峰也强调托克维尔写作此书略显仓促，在翻译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有一些矛盾之处。另外，外界解读明显有断章取义的内容。

　　比如“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就流传甚广，钟书峰就说，这句话在书中有上下文，它前面有一句“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也就是说，对一个好政府而言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钟书峰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一本书都是有局限的，哪怕有大人物的推荐，那也不意味着就是金科玉律。尤其是，不少书籍是翻译版本，翻译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

　　不仅要读历史书籍，产业前瞻与未来变化的书也同样受到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因李克强的提醒而引发了业内的关注，该书作者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当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就会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

　　这在陈云看来，这个重视一本揭示产业变革的新书的细节，体现了大国治理需要更多专家型的领导人，他们也更得具有国际化视野。

　　本报记者此前也曾报道过大量高级官员热衷学习外语，并且有大量赴海外学习深造的机会，但是陈云认为这种时代急剧变化给政府管理或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更需要强调读书和学习，不只是读一两本书，而是学习更新鲜、前沿的信息。”

　　正如习近平此前所言：“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爱学习、勤读书，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