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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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11日晚，最后一名随从，奉命离开铁窗中的陈水扁，这个被人簇拥了几十年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

　　这一天，台湾最高法院三审判决陈水扁有期徒刑11年，理由是，陈水扁在“龙潭购地案”中，以政治献金为遮羞布，收受企业家7000多万人民币的贿赂。

　　陈水扁是卸任总统，根据台湾“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三审定案之后，由刑事被告成为罪犯的陈水扁，将不得享有保镖待遇。当晚，“国安局”依法撤回了先前配置给陈水扁的保镖。

　　在台湾地区，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问题，是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他的父亲在“中华民国”行宪之后，连续当了五任总统，最终死在任上，没有卸任问题。蒋父死后，原副总统继任总统。继任者深谙蒋父传位于子的计划，知道自己就是个“过渡总统”，是传子计划中的一个棋子。所以，第六任总统选举之前，他就建议国民党中央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感念“过渡总统”的让位和提名，蒋经国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炮制出“卸任总统礼遇条例”，笼统地赋予卸任总统一堆待遇。

　　按理，总统和普通公职人员一样，卸任了，就成了普通公民，既可以找份新工作、领份新工资，也可以拿退休金过日子。但是，总统吗，是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统筹国家安全、军事、外交事务，权力和责任都不是一般公务员可以同日而语的。为了表示对总统这个职位的尊崇，褒奖总统在位时的贡献，退休之后，给予适当的礼遇，是合情合理的。美国、韩国等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

　　然而，蒋经国对这位“过渡总统”的礼遇，规格之高，却不是美国、韩国等国卸任总统可以望其项背的，政治上，卸任总统可以应邀参加“国家大典”，经济上，在位时的工资一分不能少，生活上，供房供车供医生供保镖供勤务员，说到底，就是终身礼遇，以最高规格，养老送终。

　　如此“礼遇”，表面看，是报答让位之恩，骨子里，是“帝王思想”在作祟。想当年，蒋父在总统任上，颇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气势，一旦看重某个山明水秀之处，比如日月潭，马上弄成帝王般的“行宫”，至于安全保卫，衣食住行，只有不想要，没有要不到。

　　蒋经国也是在任上去世的，没有享受卸任总统的“礼遇”，但他的遗孀，和他父亲的遗孀一样，都享受了卸任总统遗孀的待遇，她们不但可以应邀参加国家大典，还可以享有车辆、司机、勤务人员、安全保卫人员，宋美龄常年客居美国，一切开销均由台湾当局支付。

　　2000年，国民党立委批评公然走向“台独”之路的李登辉，“拿着中华民国薪俸反对中华民国”，加之当时岛内经济下滑，一些民众要求总统减薪，在此背景下，卸任之前的李登辉，着手修订“卸任总统礼遇条例”，将蒋经国时代含糊不清的条例具体化。

　　等到条例出台，李登辉已经卸任，陈水扁做了总统。陈水扁是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博上位的，是以“民主斗士”自诩的，本该彻底修正之前那个以“帝王思想”为灵魂的“卸任总统礼遇条例”。可是，他没这么干，不知是为感恩李登辉私底下对他“博上位”的支持，还是为自己日后留退路，反正，他给李登辉留了一个人情，除了因应时势，加上了副总统礼遇内容，更名为“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实施办法”外，养老送终的中心思想毫无改变。

　　非但如此，陈水扁还主动提议，创设了“两蒋夫人条款”。之前，国民党政府礼遇“两蒋夫人”，官邸不变，保安不变，医疗不变，这一切，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大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嘱咐国安局提案修法，将卸任总统遗孀的安全与医疗照护，纳入“卸任总统礼遇条例”，完成法制化，给他们养老送终。

　　说来说去，从威权时代的蒋经国，到过渡时期的李登辉，再到民主时代的陈水扁，给予卸任总统的待遇，还是一个“帝王待遇”，卸任总统仍受皇族待遇而未平民化。

　　五年之后，公民们开始说“不”了。那时候，普通公民的痛苦指数，随着疲软的经济，飞涨的物价不断攀升，听说当局准备让退役军官和退休公务员享受18%的优惠利率，民怨陡然沸腾，他们抨击官民退休之后的不平等，连带的，卸任总统副总统的高额待遇，也成了舆论抨击的焦点。反对“养老送终”，要求卸任领导人礼遇金逐年递减的建议，此起彼伏。

　　有人对比了美国、韩国卸任总统的待遇，认为“中华民国”的卸任总统高得离谱了。宪政学者们高调地走到前列，呼吁“公平正义从上位者做起”。

　　其实，反对者反对的不是礼遇，而是过度礼遇。归根结底，礼遇，和通常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不同，是正常权利之外的“特殊待遇”，是额外的奖励，不能超越“财政实力”，也不能违背“民意趋向”。否则，不符合宪政上的“公平正义”原则。

　　反对者说，总统副总统任期内，已经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当时，台湾，总统年薪和奖金，一个任期四年下来，相当于人民币600多万元，连任的话，八年就是1200多万元，此外，每年还有探亲、犒赏、礼品赠与等七七八八的费用，可以花费的钱财每年都有1000多万元，至于其他无形的名望权势更无法以金钱衡量之。

　　如果总统副总统卸任之后，还要享受优厚的待遇，公民们将背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反对者还算了一笔账。2006年，国家为卸任的李登辉，还有两个卸任的副总统，编制的预算总费用超过人民币8000多万元，到了2008年，再加上一对总统副总统卸任，预算总费用将暴增为人民币1.4亿元。按照宪政制度，总统、副总统最多任期八年，且当选人逐渐年轻化。如果未来总统、副总统在50岁左右当选，二十年后，卸任总统副总统的礼遇预算将是天文数字。

　　反对者一吵，陈水扁受不了了，再度修订“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养老送终改为“做多少年领多少年”，任职四年，礼遇四年，任职八年，礼遇八年。这个规定，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礼遇的本质，礼遇的思想渊源，不再是“皇上万岁”，而是“在位贡献”。

　　新的条例，保留了卸任总统应邀参加“国家大典”等政治礼遇，但是，安全防卫礼遇和物质礼遇，都做了重大调整。每个月礼遇金改为人民币6万多元，如果公职人员的待遇下降了，也得同步下降。每年提供的费用，降为人民币200万元，供卸任总统支付勤务员、秘书、司机、办公室等各项开支，这笔费用不是固定不变的，必须每年递减，但是，最低不少于人民币125万元。除非有必要，保镖一般不超过12人，执勤范围仅限于境内。

　　副总统在位时的贡献不如总统，卸任总统的待遇下降了，卸任副总统的待遇自然也要下降，礼遇金、保镖都降低了一大截。至于总统副总统的遗孀，新条例全部予以取消，好在两蒋夫人都已作古，在野的国民党反对“两蒋夫人条款”，内心也没什么不安。

　　对比旧条例，新条例最大的变化，不是礼遇金、礼遇年限的调整，而是特定条件下礼遇的停止。新条例规定卸任总统副总统，在四种情况下必须停止礼遇：重新担任公职；丧失国籍；移居国外；犯内乱、外患、贪污罪经判刑确定。

　　新条例是以陈水扁的名义公布的，他可能没有想到，停止礼遇的规定，为他自己埋下了伏笔。

　　2008年5月20日，陈水扁卸任总统职务当天，就因“国务机要费案”遭到检调机关侦办，随后进入了看守所。有个立法委员在此前后提出了礼遇条例修正案，他认为，一个贪赃枉法的卸任总统，仍然领取公民纳税提供的礼遇，花费民脂民膏，有损社会公平，此外，还可能利用礼遇上蹿下跳妨碍司法。

　　台湾人觉得这样想法未尝没有道理，试想，根据“受邀参加国家大典”的礼遇条款，如果台湾举行“国家大典”，现任总统不发邀请函到看守所给在押的陈水扁，则违反了礼遇条例规定；如果发了，岂不变成天下笑话。

　　2010年8月19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修正案”，先前规定卸任总统、副总统犯贪污罪经判刑确定才停止礼遇，后改为“一审判决有罪”即停止礼遇。一个月后，陈水扁在“龙潭购地案”中一审被判有罪，礼遇金全部停发，保镖也由12人变成了3人。

　　台湾刑事诉讼实行三级三审制，修正案规定，如果三审判决卸任总统副总统无罪，补发礼遇金，恢复原有礼遇。然而，三审并没有裁定陈水扁无罪，这个在职时侵犯了自己职务廉洁性的“总统”，丧失了所有的“礼遇”，成了一个等待服刑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