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兵

　　当时钟摆动至2020年，38岁的王渝已经在成都市新津县城开一家小便利超市十年了，早已脱离户籍意义上“农民”身份的他，如今算得上一个事业有成的私营小业主。十年前的2010年8月，他将集中居住的房子以协议价13万元卖给了一个城里人。

　　根据当时成都市的统筹城乡改革，王渝所在的村也实行了集中居住。集中居住区的房子每套成本仅不到6万元。28岁的他将房子卖给城里人时，这种协议并不被法律认可。村里的老人则担心王渝贪图一时的金钱享受卖掉房子，很可能就回不去农村了。

　　老人的担心并没有发生。王渝称，如果自己想回去农村，依然可以回去租地做“农民”，只是他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而当年买他房子的城里人因向往农庄生活而在村里租用了一大片土地进行种植业，当上了“农民”。

　　2020年的中国，“农民”不再是户口本上的身份，而只是360行中的一个职业而已。

　　农民只是个职业

　　王渝的变化得益于成都市当年的统筹城乡改革。

　　自2003年成都市进行统筹城乡工作以来，成都市有关方面就一直在做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成都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4年，成都城乡人均公共服务投入的差距是1542.8元；到了2009年，城乡人均公共服务投入的差距缩小到136.2元。

　　差距的缩小带来了身份的平等机会，但它依然受制于户籍制度。以“城乡分割”为根本特征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严重损害了农民享受平等国民待遇的权利，户籍制度构筑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在身份和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

　　2010年11月16日，成都市开始进行全域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改革。成都市统筹委社会处处长刘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这一改革消除了“农民”身份，它只作为一种职业存在。城乡社保也统一，“真正做到了无差别，无身份”。

　　刘礼称，这有赖于农村财产确权之后，权属清晰，使之回归到生产要素的本来面目。借由灾后重建的机会，2008年，成都市展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明晰了农民的财产权，农村产权交易制度又让农民的财产有了流动转让的权利。

　　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和房屋，成都市新津县袁山村的一位村民手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三本证书，连称这些证件让他吃下了定心丸，更重要的是，有了变现的机会。这也消除了农民进城的顾虑。

　　截至2012年10月底，成都市共向农户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10多万本，集体土地使用证111万余本，房屋所有权证118万余本。这种确权之后，“即便是城市人落户农村之后，也不会侵占农村资源。”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说。

　　在成都市的户籍改革中，农民进城“没有交换条件，不强制剥夺（农民）已有的权利。农民非但不是‘光脚’进城，反而是穿着‘风衣’进城。”秦代红说。事实上，早在2004年，成都市就已经打破了沿袭50年的城乡二元户籍登记制度。

　　秦代红说，自由迁徙的真正意义在于，“没有给你设置任何政策与行政的障碍和限制，让你不能去什么地方。”尽管2010年成都市公安局的资料显示，2003年以来除却土地被征用等被动因素，成都市自愿主动进城落户的农民仅200人左右，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步入城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求是》杂志撰文透露，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乃至举家外出到城镇定居的种种束缚正在加快解除。到2011年底，中国农民工数量已突破2.5亿人，其中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已突破3000万人，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诸多行业产业工人中的主体力量。

　　城乡发展一体化

　　但成都的户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成都市统筹委社会处处长刘礼说，过去近十年，成都市在建立均衡化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城乡之间的权利和福利差异等方面投入了不少“真金白银”。

　　比如，为了补齐城乡教育差，成都3年投入了9个亿。根据四川大学副校长赵昌文的计算，在2018年前，成都每年仅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方面，每年需要的钱不会低于2000亿元。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2001年主政成都，他回忆说，1987年他第一次出国时，在多伦多的一个小镇看到它的城市和乡村几乎没有差距，路两边虽然是稻田，也没什么会所，但农民生活很富裕，家家有小汽车。成都有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设想。

　　从2003年开始，成都以规划为龙头，作为统筹发展的基础。一系列指导城乡发展的专项规划相继完成。规划把城市和乡村建设看成整体系统工程。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全市被划分为3个圈层，这为城乡一体发展提供了基础平台。

　　除此之外，早在国家有关政策和制度安排之前，成都就逐步构建起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达到了城乡社保无缝衔接和自由接续，农民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享有更好的社会保障。这是葛红林的“从摇篮到坟墓”的从政理论。

　　不过，全国性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直到2008年才真正确立。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并发表公报，对农村改革做出重大部署。《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通过。

　　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

　　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目标尤为引人注目。陈锡文透露，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8年较快增长，从2003年的2622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2011年当年的收入增长额达到了1058元，是历史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收首次超过千元的一年。

　　不过，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3倍。这个差距虽比2009年的3.33倍、2010年的3.23倍有所缩小，但仍显示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难度之大。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指出，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关键是农村全面小康。

　　土地制度是关键

　　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工业化。在2007年“全域成都”构想提出之时，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和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已经成为成都谋篇布局的核心，三者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件“烧钱”的事情，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愿意像成都市这样付出。据媒体报道，2012年四五月间，国家发改委主管城镇化工作的副主任徐宪平曾带队调研城镇化，但“户籍改革几乎遭到了所有市长的反对”。

　　曾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而几乎所有的待遇都与财政挂钩，这被认为是户籍改革的财政难题。成都市近十年的统筹城乡改革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耗资巨大。

　　不过，海南省三亚市市长王勇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对于三亚这样的城市，户籍改革并非难事，财政压力也不大。压力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三亚已经在积极引导外地人变为当地市民。

　　成都统筹城乡改革中做对的事情首先是土地确权。在2011年末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要求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要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

　　尼尔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严旋在畅想2020年时称，到2020年，60%的中国人都将成为城市居民，并且平等享受机会、待遇和福利。中国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变成中产阶级，把他们变成消费者。

　　中国房地产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中国农村会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他也强调，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依然是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也首次提出了“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并将“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写进党代会报告中。

　　王渝成为成都改革的受益者，而他的同乡们将在未来成为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获益者。

　　截至

　　2012

　　2月1日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

　　11月4日

　　闭幕的中共18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11月2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现行法中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以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的内容，规定应公平补偿。

　　12月18日

　　全国发改委工作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张平重点强调了要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12月22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为2013年农村工作新目标定下基调。会议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农民收入、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等“三农”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