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 Hong: Create a Professional Park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在中央提出的“四化”基础上，再融入园区化。用园区化作为我们推进工业化的一种抓手，用园区化作为我们信息化的冲击力的平台，用园区化作为我们城镇化的一个载体，用园区化作为我们吸纳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种重要渠道。

　　文 本刊记者 程桔华

　　在中国，高新区已是遍地开花，105个国家级高新区和为数众多的省级开发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极大地推动着中国区域经济的繁荣。然而近年来，很多园区的发展在模仿中失去了特色，即便是重点打造的各类专业园也逐渐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困局。如何脱颖而出？带着这个众园区迫切寻求答案的问题，本刊独家采访了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赵弘先生。

　　中关村：中国高新区几十年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对提升中国区域经济有哪些重要价值？

　　赵弘：近20年来，中国高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产业园区化、园区专业化、产业聚集化、发展品牌化”的特点。

　　产业园区化的好处是，极大地实现了土地集约，使得产业能够进入园区发展，而园区又通过公共设施的建设，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使用，给企业创造了更加完善的环境。同时，园区通过高水平的管理和服务，使得企业的各种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园区专业化的好处是，通过专业化实际上实现了同类企业的集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相互关联、纵向产业链的相互关联、横向服务链的相互衔接，从v 而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产业集聚化的好处是，通过集聚形成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某一个产业集聚会在周边一定范围内形成集聚和扩散，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发展品牌化的好处是，品牌企业入驻园区后，园区通过宣传和推广，从而打造一种专业化、特色化的品牌，而这种品牌又成为一个区域品牌的组成部分，往往会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园区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互为促进。

　　“产业园区化、园区专业化、产业聚集化、发展品牌化”是近20年来各地成功推动区域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推动园区发展、推动企业发展的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经验。

　　中关村：在高新区的发展中，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各类“专业园”？“专业园”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赵弘：“专业园”的出现主要在于两方面的需求，从园区竞争和区域竞争的角度来讲，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园区在吸引要素集聚方面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亮点。

　　高新区发展到后来，逐渐迷失了产业方向，定位混合，以致在招商中出现“来什么要什么”的行为，这种发展方式和招商举措，使很多高新区的产品或者服务不具备特别的针对性，似乎对所有的客户都适用，但却不适应于某些特定的客户。这个时候，如果高新区有足够大的市场影响力和足够大的广告推广，以及足够高的品牌价值，可能会在混合市场有地位，否则就没有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高新区开始细分市场，将市场按照产业进行细分，突出某一些产业，比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通过这样的细分，实际上突出了高新区的特点，使高新区更有针对性地面对某一个群体，提供专业的服务。由此，专业化、针对性、特色化的“专业园”应运而生。

　　从社会需求角度来看，千千万万的企业需要发展，他们在寻求信息的时候，实际上需要在繁杂的信息当中进行有效的检索，并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因此专业化的服务特别受企业欢迎。实践证明，这种同类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更容易形成企业之间的相互配套、相互关联和相互协作。若干个不相关联的企业凑在一起，那只能叫空间集中、空间相连，这并不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真正的产业集聚。所谓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讲的是一种内在的关联和协作。

　　中关村：中国高新区的发展经历了哪几种发展模式？哪种模式是值得推广的？

　　赵弘：中国高新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种模式。

　　第一个阶段是“一企一园”模式，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我们国家的“一五”、“二五”、“三五”时期，通过计划经济、计划安排，划出某一块土地给某一个企业，由企业来完整地建设和运营。严格意义上，这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园区，因为企业之间缺乏关联，基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缺乏同类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园区打造模式，它的特点是政府进行一级开发，然后进行土地分割出让，通过分割出让，再由相应的企业来购买或者租赁，各自来建设厂房和楼宇。当前，多数园区是这种状态。这种园区的优点是，实现了一种相对集约化的发展。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搭建一个平台，把很多企业集中起来进行服务。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在经营上有好有差，或者一个时期好，一个时期差，很多被占用的土地实际上变成没有产出的占用，造成资源浪费。这时，政府如若让企业退出，需要花费几倍于原来的价格，这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很多企业正在探索的，由专业化的产业运营商来主导开发的模式。政府依然可以作为一级开发，但是二级开发不是分割式的转让给若干个企业，而是集中交给一个土地运营商，由它来进行市场化的二次开发。它可以采取只租不售的办法，建立一些标准厂房和楼宇，也可以和某些客户签订定制化的要求，形成契约化的约定，以此来保证土地的有效利用。如果说有些企业某个阶段经营不好，它可以到期解除契约，从而实现入驻者的新陈代谢。这样就保障宝贵的土地不断有产出；企业也有强有力的利益冲动，它可以帮助政府进行招商，把政府从招商的压力当中适度地解脱出来；它还可以进行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同时，开发商还可以搭建一些增值平台，帮助企业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招聘等。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培育第三种模式，已经有一些雏形，比如联东U谷已经在国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种模式。

　　中关村：您认为国内做得比较好的专业园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赵弘：从一般意义上讲，专业园有这么几个特点，把握了这些特点，就比较容易成功。

　　第一，专业化的服务，这是专业园存在的核心价值。比如针对软件行业，可以建立一些软件测试平台，有效降低入驻企业的成本，因为每一个企业自己去建的话，成本会很高，使用的效率又很低。还可以建立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比如会议室，从而减少每一个企业都去建会议室的成本，避免造成闲置和浪费。

　　第二，专业化的宣传。在竞争激烈的当今市场，如何在众多园区中脱颖而出，本身就需要它的独特性。北京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园区，比如电子城，这个品牌就是专业化的体现，在电子类领域它独特地表明了自己的定位。电子城这个概念在吸引电子类企业的入驻方面，可能每年会省出1000万的广告费。它的存在会带来很多上下游的关联，比如投资商，如果想对电子类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话就会关注它，对于采购商来说，想采购电子类的产品也会关注它，这种无形资产和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后来又对电子城的概念进行深化，推出移动谷，专门打造手机移动设备的开发，移动企业的集聚。电子城的概念在进一步细化，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

　　中关村：您认为大多数专业园无法脱颖而出的根源是什么？

　　赵弘：中国为数众多的各类园区出现混合定位、丧失特色，甚至恶性竞争的局面，专业园区为何难以形成？大家期望的专业化的定位为何最后也没有实现？根源在于缺乏统筹，在于政府发展经济、追求GDP的急迫性、考核的短期性、任务的单一性。

　　很多园区，原来没有定位，但是政府要求它3年见成效，甚至1年见成效，这就很难做充分的准备，把同类的资源吸引过来。因为打造专业园需要做专业化的服务和检索，需要找到针对性的客户，需要进行针对化的广告策划。

　　最近我到一个地方去考察，发现到处是园区，项目有几十个之多，而且每个项目都很大，放眼望去全是在建的写字楼、住宅楼和标准厂房，但是我想这些资源的供给远远大于它的需求。短期看来是在生产GDP，但是长期看来，内容如何填充？如何保持GDP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跃进式”的产业化、园区化发展已经到了该踩刹车的时候了，因为大量的土地被占用，大量的厂房和载体被建设，但是却没有赋予它应有的内容，没有了内涵。很多楼宇空置率很高，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变成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非文化物质遗产”，而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要从GDP的追逐中冷静下来，真正地把中国的工业化扎扎实实地做起来。

　　中关村：园区化与工业化有什么内在关联？如何将园区化与中国“四化”协调统一？

　　赵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第一次用系统化的思想把这些内容连接起来。

　　首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要把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融入工业化，实现一种能够体现全球最新水平、最高成果、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化，这是一种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工业化，而不是先工业化再信息化，不是分两步走，而是一步到位。

　　其次，工业化和城镇化要协同推进。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把工业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而是割裂开来发展。有些地方单纯推进城镇化，把城镇化的目标仅仅定义为农民进城买房，但是没有将城镇化真正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因此很难持续。

　　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应该是以工业化为支撑、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经济的真正发展为基础的城镇化，也就是要实现市民有就业，企业有财富，政府有税收（一定不是来自于房地产的税收，而是真正来自于产业的税收，来自实体经济的税收）。很多地方都是以土地出让作为第一杠杆，然后以老百姓购房作为第一动力，以房地产商赚钱为整个城镇化的推力。但是如果老百姓没有就业，政府没有税收，而未来政府和老百姓的支出却是持久的。这种一次性收入，持久性支出，对于政府财政是个巨大的压力，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焦虑和困惑。因此，城镇化和工业化要同时推进。

　　再次，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也要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实现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而这种变革必须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重要基础，要实现土地经营权的规模化流转，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使农民两只脚都着地。农村现代化必须实现“一出两进”，一出就是人从农村出来，两进就是资本和知识要进入农村。只有实现“一出两进”，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面貌，这与城镇化、工业化、园区化极为关联。

　　通过园区化的建设，使我们城市的土地更加集约化利用，从而改变现在很多地方工业布局分散、规模不集中、规模不经济的现状。在中央提出的“四化”基础上，再融入园区化，用园区化作为我们推进工业化的一种抓手，用园区化作为我们信息化的冲击力的平台，用园区化作为我们城镇化的一个载体，用园区化作为我们吸纳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种重要渠道。以园区化来推动中国的“四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