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湖南企业融资投资商会会长伍继延

　　樊海英，谭洪安

　　湘商崭露头角，不过近百余年事，既是后起之秀，它凭何精神特质自立于天下商帮之林？新世纪商业格局与商人气质发生剧变，包括湘商在内的传统商帮组织与文化，又如何自我更新，赶上潮流？

　　以身为“92派”（特指1992年小平南巡后集体下海的那代企业家）一员而自豪的湖南湘阴人伍继延，颇有其同乡前辈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遗风，近年来游走京湘两地，努力为湘商寻根认祖，助推地方商会建设。对上述话题，他自有一番见解。

　　《中国经营报》：近世湖南人擅长打仗，热衷政治，却似乎没有浓厚的商业传统，你怎么理解湘商的源起及其特点？

　　伍继延：近代湘商兴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西文化与制度发生激烈碰撞、国难当头之际，因此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大都“心忧天下”，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从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魏源，到兴办国内第一批近代官办工业的曾国藩、左宗棠，无一不是湖南人。影响所及，早期湘商大都是亦官亦商，或者既是革命家也是商人。而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首善”，也都是湖南籍的成功企业家。第二，在追求创新上狠下工夫，早期如民族化学工业创始人范旭东，近期如三一重工[微博]为代表的“工程机械湘军”，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占领产业制高点，赢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近年来笑傲文化界的“出版湘军”、“广电湘军”，无一不是锐意创新的代表。

　　《中国经营报》：与各大传统商帮相比，湘商历史较短，根基尚浅，它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弱点呢？

　　伍继延：湖南人性格鲜明，他们的优点往往也是弱点。比如湘商过度的“心忧天下”，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太关心政治，甚至会有些盲目。近来有位知名的共产党员民营企业家，公开说“我的一切随时可以献给党”，这跟党和政府当前对待民营企业的政策，明显背道而驰嘛。再说湘商喜欢创新，但如果一味求新求变，就很难沉得住气，而成熟的经济力量和商业文化，都要靠长期的沉淀和积累。还有一个词形容湖南人的性格，叫“霸蛮”，往好里说是坚韧不拔，往不好里说，其实就是不善于灵活变通，但市场瞬息万变，对商人企业家而言，这也算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吧。

　　《中国经营报》：你是湘商寻根的主要推手，又致力于湘商地方商会的建设，你怎么看待传统商帮文化与现代商会精神之间的传承与变化？

　　伍继延：在新的商业环境下，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商帮是不现实的，我们倡导湘商文化，为湘商追根溯源，与这些年来国内兴起的“商帮热”一样，是对过去几十年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反拨，商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白将会往何处去。这就是我们连续五年举办湘商大会，2009年发起洪江古商城“湘商寻祖”，以及不久前启动“2012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等一系列活动的初衷。

　　新一轮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民营企业，他们没有主管部门，却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资本话语权，他们有自身的权利需要共同维护，有自身的诉求需要有效传达给外界，同时，他们也需要严格的行业自律。因此，传统商帮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拥有明确自治意识并得到制度保障的现代商会，是我们这一代商人的当务之急。

　　《中国经营报》：商会作为一种新兴的民间组织，如何面对政府监管这一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伍继延：我相信，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是经济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产物，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我们都意识到，“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未来中国的必然趋势，政府应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基层社会组织，拥有雄厚基础和经济力量的民间商会，正好可以发挥作用。首先，民间商会的非政府组织特点应得到尊重，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政府的附庸；其次，现在各地民间商会相对于政府还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希望尽快出台《商会法》，既对商会活动加以约束、规范，又以法律保障来克服商会发展的制度障碍。

　　十分可喜的是，目前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面对民间商会等社会组织，释放更大的公共空间，如今年10月份刚刚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规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我想，如果将来中国各地能有几千家运作成熟的各级商会，即可最大限度地消减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历史已经证明：商会是最好的社会稳定器。

　　感谢长沙市邵阳商会对本版文章采写的支持，刘红科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