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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社会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2012年11月24日 08:38  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

  谢茂松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由对自己父母、子女之爱而推扩到他人之老人、孩子,对兄弟之爱推扩到朋友,这一社会理想作为夫子的中庸之道,绝不是高悬不可及的,毋宁说看似平常之极,“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但“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但“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就是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一中庸之道可以低到任何普通百姓能知能行,高则可以高到无所止境。试问一“安”,包含有多少要安的节目,再试问“信”之节目有多少,试问“怀”,大人、长者有多少可以让少者怀的?

   先说“老者安之”。为何老者如此重要,老者在中国文化中的意味为何?先看经典之记载。《礼记·祭义》载“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天子先见百岁老人之深意乃是“天下尚齿以教天下”,孔子说:“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礼记·坊记》)夏、商、周三代在年终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专门的礼敬有德老人的养老之礼,地点在各级学校里,一方面是请老人饮食宴乐,同时老人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老人的话记录下来,就成为嘉言善行录。故敬老在中国传统中意味着政治诸种价值的优先性。

   要能老者安之,先要问今天老人有哪些不安?何以不安,是什么造成的?又如何使之安,这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之制度安排,亦包括风俗教化之化育人心。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使老有所养,这是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也是最基本的,但老人是否就能安呢?举一例子来说,老人敢随意出门吗?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结果让搀扶摔倒老人的彭宇蒙冤,更让天下人不敢轻易救助摔倒老人,最终让老人再不敢独自出门,彭宇案的法官之断案较之贪赃枉法,其害更甚,因为是坏人心风俗,如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法院有对刑事案错判的纠正,但却没有自觉意识到对彭宇案的纠正,乃关乎世道人心、中国文化之命脉。

   老者安之,除养老保障带来的身安,更重要的还要有心之安。我们看看《论语》中孔子答弟子问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今天对于老者之安置多在养的最基本的层次,而还没有达到内心的“敬”的层次。心之敬而让老人心之安又有多少节目,举例如,老人经历了一生的成败得失,富于经验智慧,遇事向老人垂询、顾问,让老人感觉到被尊重,发挥余热而有用,俗语说“家有一老,犹如一宝;有了疑难,问问便晓”,而不是以现代轻薄的代沟来轻易排斥老人的意见。老人也在关怀下一代、下两代中,感觉到生命意义的连续。

   让老人安不止是生前尽孝能“敬”,还有死后的丧葬之礼以及终身之祭礼,孔子答问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论语·为政》)丧、祭二礼为礼之最重者。

   《礼记·祭义》曾子的一段话全面地概括了孝道:“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

   次说“朋友信之”。朋友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什么呢?《论语》首章引孔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弟子曾子则曰“友以辅仁”(《论语·颜渊》),汉代《白虎通义》谓“朋友之交,近则谤其言,远则不相讪,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恶,其心痛之”,朋友乃是以德行相交。朋友为中国传统五伦之一伦,朋友比于兄弟。朋友之间强调信,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由近之朋友之信推扩而有社会之信,孔子与弟子之间一段关于食、兵、信三者重要性排序的说法值得今天重温:“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食、兵是孔子的排序。孔子认为言忠信,行笃敬,虽在“蛮貊之邦”亦可行,即是说无往而不可行。由“朋友有信”到全社会之信,则有孔子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中国,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一下子熟悉,西方则是陌生人防范的社会。其中的原因是,按人类学家张光直之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是一次次的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国文化从家而推扩到社会、国家,传统的中国人甚重族谱,往往将祖先一直追到周代。中国如此深厚而延续性的历史积累,形成中国传统高度的信任社会,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另一方面是民对官、对国家政府之信任。建国后六十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一通讯报道则在深层次上显示了社会主义道义与传统之“信”之深层精神联系,有必要将这一文本作为政教文本来重新解读,思考何以形成新的社会风尚。文本中“社会主义大家庭”一语值得重温,此与《礼记》“天下一家”、张载《西铭》“民,吾同胞也”有深层之历史文化延续。

   高度信任的社会曾是中国传统以及建国后丰厚的社会资本,至于今天的状况则人人皆知。在“信”与“食”之间,今人往往倒过来,以“信”排最后。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不讲信用,造假卖假,百姓日常生活如食品、装修、短信等各方面比比皆是,甚至大的搜索引擎,排在最前面的是骗子,仅仅是因为给了网站广告费。这样的社会虽然富裕,但怎能让人心安?“民无信不立”,“信”优先于“食”,“心”想到了,如何在“术”上做到重建信任社会呢?除了外在制度,所谓契约,更根本的还有内在的约束,信任并非空言可及,乃是系之于礼教之重建。法律与礼教二者可谓是礼法并重。

   最后说“少者怀之”。从世界历史文明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国这样重视“少者”、儿童的。少者乃是比于自己之子,《礼记·祭义》谓“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故心从其类,有触必感,对于少者之关怀,乃是由对自己子女之爱护比类、推扩,油然而生。

   《周易》六十四卦前两卦乾坤表示天地之始,第三卦屯卦表示治道之始,第四卦为“蒙”卦,表示“蒙以养正”,尚在表示饮食的第五卦“需”卦之前。对于童子及其教育之重视乃是基于“慎始”之观念,而礼之教化本身亦强调慎始,所谓“习与性成”,从小就要慎习,这是正人心厚风俗之起点。三代时已有专门的童子之礼,即“少仪”,至为精微,如《礼记 曲礼》要求“(童子)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

   孔子说:“幼不能强学,老无以教之,吾耻之。”(《荀子·宥坐》)这说明“少者怀之”乃是长者、大人让少者所怀者为德教。少者年少无知,需要大人、长者的经验、智慧的引导、教化,影响其终身。试问今日有何让少者有所怀者?今日让少者所怀者又为何物?充斥者从小乱儿童心性的动漫、游戏、声光电的电动玩具,消费儿童、谋孩子之利并成为产业化,皆物欲也。需要让儿童是儿童,如《周易》“蒙”卦象辞所说“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今日“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之创制颇得传统之遗意,惜名有余而实不足,当废而举之,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此委员会当延请当世之鸿儒、“人师”(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而与焉。

   “老者安之”与“少者怀之”,在今天变为了日常最熟悉的用语“尊老爱幼”,人们因熟视而无睹,今天如何能温故而知新,将它放到礼乐文明、中国人理想社会的的高度来重新认识,是个不可轻忽的大问题。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乃是将对家中父母、子女、兄弟之爱,扩充而自然推类于老者、少者与朋友,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只是老者安,只是朋友信,只是少者怀吗?前面说过,此乃夫子之中庸大道,低到人人能知、能行,高则推扩弘远,无有止境。安者,不独老人,乃是全社会,如何能安身立命?今天穷者不能安,富者亦不能安,人人皆不能安。《礼记·郊特牲》谓“礼作然后万物安”,孔子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富而好礼”自然而然就消除了社会的仇富心理;而不管社会到多富裕的程度,还是一样有安贫乐道的问题。孔子弟子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并非消极,而是强调以德立命、俟命而造命。《论语》则以“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结束全书。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是善继孔子之志。怀者,乃是人人当有让人怀的,就法后王的角度而言,诸如表彰张思德为人民服务之精意值得今日取法。信者,不是小圈子朋友的信,而是人人信任,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达及,乃是基于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扩充,先由家而家族,《白虎通义》解释家族:“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再进而由家族而推类到社会。盖中国文化之大本乃在家,而非西方原子式的个人,故对家庭之消解则是在断中国文化之命脉。《礼运》所说大同“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乃由小康之“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由近而远推扩,大同、小康都不离“亲”、“子”,即都以家为出发点。作为礼教核心的家庭以及孝道,应该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来加以保护与弘扬,这样的法律才是中国人自己的法律,表达着中国人的美好的生活方式之维护。政治与法律之最高目的,就在于正人心厚风俗,而不是拼凑所谓世界最先进的法律。有此认识,则对中国传统里的服丧制度有所损益。中国传统里官员遇到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丁忧,像普通百姓一样守孝三年。今天三年可以缩短为三个月,或至少三十天,以表达内心之哀思。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三者合而观之,充满仁义道德,三者皆礼之表现,为礼乐化成之大气象。那样一幅画面,充满天地和平之气。它虽不是种种的量化指标,而只是温柔敦厚,但和气、温厚是内在的自信,有内在之力道,不是外在的强力,这是如《诗经》中周代“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蕴蓄着的力道。故心平气和者最有力,因为内在的自信无求于人,而求诸己。这里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家园。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和气乃是持久潜移默化的结果。“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也就是渐渐化去我们一百多年以来的戾气。此戾气之因果来自于为了对抗西方的野蛮入侵,天朝大国、礼仪之邦很痛苦地、不得不然打掉自己的温良恭俭让,变得野蛮化,一点点西方化,才能对抗组织起来的西方野蛮人的宰割,因为国家之皮不存,文化之毛焉附。故野蛮化本身就是拜西方所赐,而非中国文化所固有,相反是中国文化所鄙夷的。现代西方人由野蛮化而进到文明化已是文艺复兴之后很晚的结果,而中国三千年前之周代已是文质彬彬,周代之六经可谓“六经皆礼”,三礼之学更成为历代之显学。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就是中国人的小康社会理想,就是礼乐中国,故小康社会与礼乐重建直可视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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