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近日关于中国未来通胀问题讨论非常热烈。一个由头是中国日趋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具有长期上升趋势。另外一个由头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即将卸任前的演讲，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央行必须要对扭曲价格的改革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央行必须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

　　 坦率地说，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老龄化，或者说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否将导致长期通胀？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的见解，劳动力红利下降，过去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消失，那么工资就要提高，工资提高就会促使所有商品的成本升高，于是商品价格上升，于是通胀的长期基础就出现了。

　　 流行的见解为什么经常是错误的？因为它经常将一些直觉式的、单调的、线性的、呆板的东西塞在里面，而缺乏动态的、曲折的、面向本质的思考。我们认为，商品的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资本、劳动和技术（索罗模型），这是三者作用。如果劳动的供应变得紧俏，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但此时资本变得充裕，技术开始升级，那么将会出现“替代效应”，即便宜的资本和技术在要素组合中越来越多，部分地取代不断昂贵的劳动，那么商品的价格会变得更加昂贵吗？不见得，因为上涨的劳动被“平衡”掉了。

　　 那么中国在劳动力红利消失之后，资本是不是变得充裕？技术会不会提升？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明显的现象。跟30年前相比，中国的资本充裕程度已经大规模提高，中国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悍，技术扩散效应非常明显。所以，用所谓劳动力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来证明中国存在长期的通胀趋势，这是智力上的偷懒，它没有细致地刻画商品价格在不同要素组合中的动态图景。

　　 周行长说，“央行必须要对扭曲价格的改革作出反应”，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设经济体中有商品A、B。A的价格是正常的，不扭曲的。而B的价格是扭曲的，是需要补贴来支撑的——有如电、煤气或者水，那么A和B之间的比价关系正常是1:4，但现在却是1:2,这意味着B需要提价。那么央行为了鼓励B的价格改革，就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B提价，让B到达4的位置，但是这个逻辑链条有一个致命的疑问：可不可以在严谨的货币政策下，通过市场化的改革让A自动滑落到0.5的水平，最终还是完成1:4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总通过通胀来理顺价格关系，能不能通过局部通缩来理顺价格关系？后者的好处是，改革不会带来价格总水平的过度上升，拥有低通胀环境。

　　 很多异议者就会说，非涨价的比价关系调整是不对的，因为这会打击A的生产。但是按照我们的货币观念来看，这没有说服力。除非货币发生大规模的收缩，人为制造所有商品都下跌的状态，使得人们都像葛朗台一样存钱，因为钱会自动升值。否则在中性的货币增长下，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假设货币整体上不是收缩的，而是轻微膨胀的，在这个基础上的价格改革，A的下滑会带来B在原价格下的产能扩张，从而健康地消除了B在价格扭曲下的供应瓶颈。

　　 实际上这个观念被经济史的诸多事件所证明，比如1887年—1894年美国的经济情况。相反，中国1980年代后期的“价格闯关”恰恰是用通胀来运作的，失败的。而1994年则依靠严谨的货币政策完成了很多价格管制的解除。所以，在严谨的、非激进的货币政策下，照样可以完成价格改革，只要价格改革的微观运行机制（例如产权改革）构建得不错，即使宏观政策是紧缩的，照样可以完成价格改革。而周小川的陈旧观念同1987年的那帮人没什么差别。

　　 综合起来，我们的观点很简单直接：中国未来通胀的可能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央行。劳动力红利消失不是，因为要素替代可以完成商品价格的稳定。价格改革不是，因为价格改革也可以在严谨的货币政策下完成。只有央行是未来制造通胀的唯一可能，他们可能觉得人口红利消失后的整体经济增长率不给力，于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央行是唯一可以产生成本—工资螺旋式上升的通胀风险的因素。所以，不要谈中国通胀的内生原因，而是关注中国通胀的官僚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