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舟

　　[ 1840年到1895年前后，中国的GDP就曾是世界第一，但那时中国不仅在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处于无权地位，在不见刀兵的“商战”和“金融战”中损失惨重，还屡屡遭受直接的武装侵略，今天的中国如何避免这样的历史重演呢 ]

　　2012年11月7日，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该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11月9日还预测，中国经济在今后50年将稳定增长。其他机构和学者也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

　　回想起上一个龙年的2000年，中国GDP排名仅为世界第六，那年中国已有GDP将在30年后超越美国的说法，当时还被认为过于乐观。

　　而与世纪之交的估计相比，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缩短了十多年。

　　从经济史和世界史来看，从世界制造业中心到GDP中心，再至世界经济中心，不论是当代，还是最近200年，都存在GDP中心与世界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而未来中国现代化愿景，应当是由GDP冠军向世界经济中心转变。

　　中国重夺GDP冠军背后

　　中国近年将重登世界GDP冠军宝座虽然已成定局，人们脑海中的隐忧依然挥之不去——按照国际主流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840年到1895年前后，中国的GDP就曾是世界第一，但那时中国不仅在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处于无权地位，在不见刀兵的“商战”和“金融战”中损失惨重，还屡屡遭受直接的武装侵略，多次割地赔款，国际地位步步跌落。今天的中国如何避免这样的历史重演呢？

　　19世纪，中国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而其他经济大国先后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工业化不仅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还深刻塑造了社会组织形式与民族认同，是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

　　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这种石磨对内燃机、马车对火车“时代差”，让晚清的中国很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也很难建立强大的国防。

　　今天，中国和其他经济大国都是工业国，也都处于向信息化迈进的历史阶段，中国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时代差”早已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历史对中国当代经济的参考作用是有限的，我们更需要研究的是工业大国之间的竞争。

　　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人应力争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世界经济中心”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一般认为包括巨大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积累、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全球范围能源资源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等要素。

　　19世纪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来，放眼全球，从GDP第一发展到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只有大洋彼岸的美国。

　　美国的经验

　　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在1890年代，美国的GDP超越了中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仍然被绝大多数国际评论家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上流通最广的货币。英国的财富总额仍然首屈一指。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才成为世界经济的真正中心。

　　可见，世界制造业中心、GDP中心与世界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当代。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一年之内的经济增量，并非存量，并不反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额。GDP有多种统计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GDP=私人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出口额-进口额）。其中并不涉及国家的储蓄、债权、自然资源、城市、基础设施等蕴含财富的要素。

　　第二，GDP是“国内生产总值”与GNP（国民生产总值）不同，是按照国界来区分各国的生产量，而不是按照企业所有者的国籍来区分。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里，GDP的计算与实际经济实力之间会存在较大偏差。

　　第三，而作为经济中心的国家，一般来说，要既要拥有强大的产业能力，还要控制世界的主要资源、能源，而且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居于优势。但是，资源能源和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并不会随着GDP冠军的易主而自动转移，而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对于GDP冠军国的经济扩张，经济中心国会存在相当大的戒备和防范心理。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对待“同文同种”的美国，在经济上多次采取了打压封杀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英国则利用殖民地、自治领遍布全球的有利条件，采用帝国特惠关税制打击美国的出口。

　　最终，美国夺取世界经济中心宝座，靠的却是两次大战带来的历史机遇：英国虽然最终获胜却筋疲力尽，参战最晚、离主战场最远的美国受到破坏最小，反而大发战争财，生产能力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半。

　　当然，在大国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无法像美国那样依靠世界大战的机遇。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相比，21世纪上半叶中国通过和平发展，从GDP冠军走向经济中心的征程，将会更加漫长和艰巨。

　　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

　　美国从GDP冠军到经济中心的道路上曾经遭受两次重大挫折，一是大萧条，二是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溃败。这两次挫折的原因，都对当代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后者的教训主要在于，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美国，在1930年代未能建立强大的国防体系，对德意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野心。特别是美国在航母、舰载机、潜艇等关键性新军备方面一度落后，让本土受到威胁。

　　1929年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具有若干相似性：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粮食生产国，还是最大的债权国家。但是，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重创了美国经济，从1929年到1938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43.3%下降到28.7%，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一度中断。

　　大萧条虽然由股市崩溃引发，但其深层原因是1920年代的美国工业迅速扩大，但贫富悬殊，造成国内市场有限，工业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外市场。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主要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也在1930年通过了《斯母特-赫利法案》提高关税。但是美国当时因为在海外较少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无法用政治手段建立自己掌控的海外市场，外贸受损很大，1929到1933年出口竟下降了69%，出口不足又带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进一步缩减了国内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1938年，美国陷入更深的危机。相反，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则通过在殖民地、自治领、势力范围施行关税特惠制，维持英镑区等措施，较早走出萧条。当时英国控制的地区既有工业基地、原料产地，又有商品市场，几乎可以自给自足。1934年起，英国经济开始回升。

　　今天，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在冷战时期构建的亚太地区一系列的军事联盟的基础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

　　青年经济学者贾晋京认为，TPP是一个把环太平洋区域除中国外的主要经济体都纳入进来的自由贸易区，除美国这样的金融货币大国外，还有日本、韩国等主要中高端制造业国家，澳大利亚、智利等主要资源出口国。

　　这个区域包括了重要的资源供给国、高中低各层次的制造业国和美国，可以说具备单独构成一个经济大循环圈所需要的一切，TPP的目的要让这个区域实行大致相同的商业法律，让其形成一个准经济体。这将与1930年代大英帝国控制下的跨越几大洲的封闭经济区，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TPP一旦整合成功，美国如果利用它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将中国制造业排除出环太平洋经济循环，将对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工业构成巨大打击，甚至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稳定。

　　中国则类似于1930年代的美国，由于缺乏在海外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很难建立自己主导的大规模的区域市场体系与TPP抗衡。

　　然而，中国的人口远远多于美国，甚至超过了OECD国家的总和。中国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2011年已经上升到86名。中国具有培育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内市场的潜力，有可能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抵御贸易战的冲击，具备美国在从GDP冠军冲击世界经济中心过程中无法拥有的优势。

　　拉动内需，并不是靠增加几个亿万富翁一掷千金就能解决。一方面，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的最大买家。纽约第五大道经营普拉达等高端品牌的店铺，争相配备中文导购。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面临买房租房、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压力，在日常消费中必须精打细算；低收入阶层，则很难有财力对自身和子女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源投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的收入，必须通过一次和二次分配，获得大的提升，才能推动国内市场的持续扩大。

　　回顾100多年来的历史，可见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类似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即保持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地位，但在全球的能源、资源、消费和金融体系方面，还不占支配地位，仍然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在和平条件下夺取或分享能源、资源、金融的领导权，需要经过复杂艰巨的博弈，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衰落的速度和程度。

　　对中国来说，依靠我们的力量，相对容易办到的，一是继续鼓励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促进共同富裕扩大国内市场；三是跟上世界军事技术的前沿，例如核武器的突防能力必须优于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拦截能力，以确保和平发展的环境。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